罗振玉的碑帖收藏概述 —以旅顺博物馆藏品为例

　　罗振玉（1866—1940），浙江上虞人，字叔言、叔蕴，号雪堂，晚号贞松老人，室名斋号甚夥。清同治五年（1866）生于江苏淮安，1940年卒于旅顺。罗振玉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在甲骨学、金石学、史学、农学、教育、出版、收藏、版本目录学、敦煌学、历史档案学、古器物学、书法等诸多领域中，均有着奠基之功和导夫先路之劳。
　　罗振玉于1928年冬迁居旅顺，随后，其藏书库“大云书库”也搬迁至旅顺，自此罗氏旧藏与旅顺结缘。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旅顺，罗氏“大云书库”被强行征用为苏军招待所，库内文物流失者十有六七，令人扼腕。近年来，旅顺博物馆立足馆内罗振玉旧藏，倾心致力于征集、保护罗氏散佚文物。当然，本馆所藏并不是罗氏旧藏的全部，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图书馆、大连市图书馆也存有相当数量的罗氏旧藏。
　　罗振玉自幼敏而好学，6岁开始读“四书”“五经”，17岁始治金石文字之学，赁碑校勘《金石萃编》。此后，他校勘前人著录、读碑考释、订正史料、刊布新发现。可以说，碑学研究贯穿罗振玉一生的治学生涯，编撰碑学著作逾60种。纵观其所藏碑帖，数量逾万件，珍本佳拓为数众多。罗氏视碑帖为珍宝，或裱卷轴、或裱册页、或托纸折叠装，多数都有其题签、钤印或考证文字，为后世研究提供了方便，也形成了自己的收藏特点。

一、天下名碑拓本尽归于己

　　罗振玉所藏碑帖范围广泛，内容包括石刻拓本、砖及瓦当拓本、青铜器铭文及全形拓本、买地券拓本、砚台拓本、甲骨拓本等。其中石刻拓本为数最多，石刻年代以秦至唐居多，名碑拓本鲜有“漏网”。拓本年代自宋拓至清拓，尤以明拓本、清拓本为主。

　　秦代刻石，现仅存“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两种。在罗氏收藏中，此两种石刻拓本均收藏数纸，仅“琅琊台刻石”即有明拓本、清初拓本、嘉庆束铁后拓本、陈寿卿精拓本四种。馆藏有罗振玉旧藏“琅琊台刻石”拓本两种，分别为明拓本、嘉庆束铁后拓本，罗皆视为珍宝。《雪堂所藏金石文字簿录》云：“予藏明拓二本，毡墨之善，此为第一。”西汉石刻所存不多，拓本亦难求，故而罗振玉所藏西汉碑帖较少，馆藏仅为“西汉甘泉山刻石”（亦称广陵中殿石题字）清嘉庆拓本。东汉刻碑渐盛，这其中包括被罗振玉视为墓志滥觞的“马姜墓志”。“马姜墓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方墓志，又称“东汉贾仲武妻马姜墓志”“马姜墓刻石”。东汉延平元年（106）刻。1929年河南洛阳出土。后归罗振玉所藏，且亲手传拓志文。罗氏《石交录》云：“汉人篆书传世者，旧仅嵩高、开母、少室三阙，近三十年来洛阳新出袁安、袁敞二碑，敞碑虽已残，而字之存者刻画如新，予以重值购之，与‘贾武仲妻马姜墓记’同列寓斋。”可见，罗振玉只要见到名碑，均不遗余力出重金购藏。罗振玉所藏东汉碑石拓片颇多，如馆藏“郑固碑”“武荣碑”拓本均有数种。魏晋、南朝禁碑，故碑刻甚少，北朝取石既便，刻碑无禁，佛教的兴盛使得石窟、石刻遍布，石刻的数量、种类、艺术水平都大大超过了东汉时期，此时期造像题名、题记兴起。北朝以墓志、造像为大宗，造像之名始见于魏晋而大兴于北朝，罗振玉在《石交录》中云：“龙门造像记由魏迄唐，孙、赵著录才数百品，余家所藏拓本千五百余品。”罗氏所言仅龙门一山，由此可知北朝造像的兴盛。也可见罗氏对石刻造像的喜爱。墓志是北朝石刻的又一特色，罗振玉所藏北朝墓志颇多，也对北朝墓志的形制做过深入研究，所稀见者，均详细著录。唐代社会安定，文化发达，各种石刻类型均已发展成熟。罗振玉所藏唐碑、唐志数量众多，不乏善本佳拓，如馆藏“晋祠铭”明拓原石本、“雁塔圣教序”明初拓本、“颜氏家庙碑”明拓本等即是此例。

二、立足碑志进行文物学上的研究

　　罗振玉收藏碑帖的同时，颇致力于研究每一通碑帖，或结集著录、或校勘考据、或证经补史。如“东汉祀三公山碑”清乾隆拓本，罗氏《俑庐日札》载：“常山相冯巡‘祀三公山碑’，首行□初四年，‘初’上损一字。据翁阁学考为‘元’初，是翁氏所见，皆已损本也。予旧藏桂未谷先生本，‘初’上亦损一字，后在金陵得一本，则‘初’上‘元’字完好，映日光透视之，确非黠工所伪为。书之，以为翁说之证。”另，“东汉郎中郑固碑”清拓本，罗氏《雪堂金石文字跋尾》载：“此碑‘唐张兴墓志’‘梁思亮墓志’书扬雄之姓皆作‘杨’，不从‘扌’，昔人谓杨雄字当作‘扬’，得此可正其误。”罗振玉对墓志考证也颇多，如东魏“王僧墓志”清末民初拓本，《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卷三载：“《金石萃编》及王氏《碑板广例》并谓碑题之有年月创见《开业寺碑》，疏矣。又碑板标题之后，例皆别行书文，此《志》则标题之下即接书志文，仅空二格，而不跳行，亦碑板中之罕见者。”除了墓志形制，罗振玉对墓志内容也详细考证，以补史阙。如北魏“元倪墓志”民国拓本，《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卷二载：“《志》称倪为道武皇帝之玄孙、南平王之叔子。今检《魏书•道武七王传》，广平王连无子，世祖以阳平王熙之弟二子浑为南平王以继之。浑薨，子飞龙袭，后赐名霄。薨，子纂袭。史又载霄弟二子继出嗣江阳王根，又载继弟罗侯而无倪名。《志》称为南平王叔子，则伯为纂，次继，次倪，次罗侯也。《魏书•广平王传》后缺一页，或倪名在缺页中耶。史载浑、霄历官均与《志》合，惟《志》称浑谥康王，霄曾官礼部尚书，史失书耳。”再如，唐“崔孝昌墓志”民国拓本，罗氏《丙寅稿》载：“知温官皇朝英府司马兼尚书右丞、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中书令、赠使持节荆州大都督，谥曰良。两传均误‘尚书右丞’作‘左丞’，新史又误荆州大都督为幽州（旧史不误）。”罗振玉藏碑、校碑、证史无疑为我们后人治史提供了便利，也印证了他为研究而收藏的特点。

三、影印出版惠及国人

　　罗振玉收藏一大特点在于其并非入而不出、藏以自秘。而是每有佳本即影印流传，以便更多人去研究。他经常买来器物，影印出版后，再把器物卖掉（当然其中也有解决生计的因素），甚至将其他人的收藏借而印之，如《三代吉金文存》中，有不少器物便是端方、吴大澂等人提供的。器物这般，碑帖亦如此。如罗在《水拓本〈瘗鹤铭〉跋》中云：“鹤铭善本，传世最罕，予求之三十年，始得汪退谷旧藏水拓……不忍自秘，乃影照精印以传之。”罗氏所藏“汉阳嘉四年延年石室题字”也为影印本，在其著录《贞松老人外集》中云：“延年石室题字景本跋，此石出蜀中，即归贝子溥伦‘延鸿阁’，求拓本不可得。往寓海东，托宝沈庵宫保向贝子乞之，宫保复书，言此石到京，仅拓二三纸，因寄墨本假观，乃精印五十本。顷闻贝子捐馆，延鸿遗物已星散，此石则置乱石下，已一字不存，磨灭殆尽。此虽影印，亦不异原本矣。爰付装池，并记其后。”可见，罗振玉对碑帖的喜爱不限于宋元拓本，只要是对治史有帮助，均视为珍宝。陈邦直在《罗振玉传》中也提到：“罗氏搜集古物的方针，是求有益于学术，若文字有价值的，即使残物碎片也重价购买。”当年斯坦因、伯希和、大谷光瑞等到中国进行所谓“探险”，罗知晓后，也竭尽全力将其所掠夺重要文献影印以付梓，如1916年所印《墨林星凤》即是。作为一位收藏家，罗振玉并非藏而不出，如遇国难邦危，辄倾其所有尽力而为。1920年秋，罗振玉55岁，柯凤荪抵津，与罗商议，鸠资二三千元，办京旗冬赈，罗检所藏书画金石刻本数百品，效仿日本展览出售藏品，托秀水金颂清于京师江西会馆开“雪堂金石书画京旗义赈即卖会”，其目的并非盈利，正如罗致何信中所言，其时“南中有风潮之厄，北省罹旱魃之灾，中渚哀鸿，伤心残目。爰将平日所不能割舍之物推与灾黎共之。”三日间，得资20000元，其中2000元赈豫灾，18000元为会中基金。由此可见，早期罗并无财力收藏，接触碑帖随笔疏记以裨考证。经济好转后收藏碑帖以治学，虽藏碑颇多，然治学目的明确，且立身家国天下，器物绝不私秘，与碑贾绝非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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