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御用“茶籝”新探

　　本文以“乾隆御用茶籝”为研究对象，其分别放置于乾隆皇帝的各个茶舍中，作收纳各式茶具之用，以分格、分层为主要特点。通过查阅《茶经》等茶事文献、文人吟咏、清宫档案与图像资料，发现其无论是形制、功能、材料、风格等都与“茶籝”差异甚大，因此断定现代学者对其的命名“茶籝”实为误用。“乾隆御用茶籝”当时在清宫中被称为“茶具”，其形制和功能与“具列”“都篮”等传统茶具有所相近，可视为同类器物，却并不等同。这种新型茶具由乾隆皇帝特别向苏州织造定制，可能是受到了江南地区文人出行时常携带的“提盒”“提匣”（尤其是橱柜式）的影响，也有可能是由清宫内的其他器物，如现今称为“多宝格”的小橱柜所改制而成。

　　中国的饮茶文化源远流长，相应地催生了一系列茶具茶器的发明与使用，“茶籝”便是其中之一。故宫博物院现藏有乾隆皇帝御用的几件器物，即被今人称为“茶籝”（图1—6，见《故宫博物院藏宜兴紫砂》《故宫宜兴紫砂图典》等图录），皆造型优美，制作考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然而目前并没有得到学者的足够重视与深入研究。本文即以这几件“乾隆御用茶籝”为研究对象，结合历代茶事相关文献与图像资料，通过还原其制作与使用情境，从而考证今人的命名是否准确，并
　　对该器具的出现原因与历史渊源作出推测。
　　蔡毅在《乾隆组合茶具》一文中将这些茶籝分为镂空式、开门式、藤编网罩式（又称多宝格式）、抽屉式等，但并没有突出其特点与相互之间的区别。图1成半封闭的箱式结构，两侧边框浮雕夔龙纹边饰，内部分上下两层共五格（有三个屉盒可以抽出），可分别放置黄泥茶叶罐、御制三清诗茶碗、屉盒或炭盒、水铫、筷子、铲子等茶具，这些器物皆在《茶经》中有所记载。该茶籝整体以名贵的紫檀木制成，不作矫饰，而以宫廷画家徐扬、钱维城、邹一桂等人的文人水墨山水、花卉画以及于敏中所抄录的《朱子试茶录序》作为“贴落”贴在器表为饰，格调高华，突出了茶事的不同流俗，具有浓厚的文人气息，这是乾隆朝家具的一大特色，彼时宫廷内有多件屏风都是以乾隆皇帝的御笔诗文和臣工所作的书画为装饰的。图2外部原有一藤编网罩，将其去除后则是一类似多宝格式的陈列器具，分格规整对称，隔板上嵌以薄纱，造型纤巧、简洁大方，其上可放置茶盘一对、黄泥茶叶罐一只、御制三清诗茶盘三只、茶壶一个，抽屉内还可放置其他茶具。图3、图4较为类似，皆成方形分格式，共有上下两层，分别放置茶壶、茶碗、竹茶炉等，并且每格分别装有竹编小窗，可以分别开阖取物，加之边框上有透雕装饰，设计精巧，又素雅清新。图5、图6是最后一类茶籝，以上有金属提手为特点，造型更为简单，携带方便，分有左右两格，中间隔板及两侧边框皆有镂空，线条优美流畅。图5以紫檀木制成，以细竹皮镶边，左上抽屉表面上浮雕夔龙纹，右上的圆孔是放水盆所用，下方左侧有浮雕双联六方形镂空底座，可嵌放六方形茶壶及茶叶罐，右侧上方可放置两文竹盘；图6结构类似，有两屉盒、一抽屉、一双联六方底座。下层还可安放乾隆皇帝最为喜爱的竹茶炉。

　　此外，中国茶叶博物馆现藏有两件茶籝（图7、图8），皆与北京故宫所藏相似，为可开阖箱式结构，图7上有提手，下有抽屉，内分两格放置各类茶具，背面由一托盘做成，可拆卸使用，设计精巧；图8内部分上下两格，以竹条作为框架和装饰，竹编为面，各角包铜，大方典雅，两侧有铜制提环，方便外出时携带。

　　可见，目前学界将此类收纳茶壶、茶碗等茶器的木制或竹制箱式（分封闭、半封闭、镂空几类）器物统一称为“茶籝”。清代之前，“茶籝”之名历代均有出现，是众多茶具中的一种，然而无论形制和功能，都与今人所称之“乾隆御用茶籝”相去甚远。“籝”指一种竹编器具，其作为茶具最早见于唐代“茶圣”陆羽所著《茶经•二之具》中：“籝，一曰篮，一曰笼，一曰筥，以竹织之，受五升，或一斗，二斗、三斗者，茶人负以采茶也。”可见，茶籝即茶人采茶时背负的竹编茶籝（图9）。皮日休曾作《茶中杂咏》，分別以“茶坞、茶人、茶笋、茶籝、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瓯、煮茶”为题各赋诗一首，他吟咏“茶籝”道：“筤篣晓携去，蓦个山桑坞，开时送紫茗，负处沾清露。歇把傍云泉，归将挂烟树，满此是生涯，黄金何足数。”描述了茶人清晨时在云水泉边采茶并自得其乐的情景。之后陆龟蒙和诗《奉和袭美茶具十咏•茶籝》曰：“金刀劈翠筠，织似波纹斜，制作自野老，携持伴山娃。昨日斗烟粒，今朝贮绿华，争歌调笑曲，日暮方还家。”也指出茶籝是山中“野老”斫竹编制、“山娃”早出晚归用以采茶的器具。“茶具十咏”经皮陆二人一唱一和之后，成为了一个固定诗题，直至明清仍有人不断创作。如明代文徵明在其《茶事图》上方留白处便题写了《茶具十咏》，其中“茶籝”曰：“山匠运巧心，缕云裁雅器，丝含故粉香，篛带新云翠，携攀罗雨深，归染松风腻，冉冉血花斑，自是湘娥泪。”进一步指出茶籝是山中匠人以带有点点泪痕的湘妃竹所作，更具“巧”与“雅”。清代
　　汪学金作《和陆茶具十咏•茶籝》道：“携去露未晞，负归日已斜，碧筠衬青篛，轻便宜小娃，仿佛采芝仙，云篮贮瑶华，手拨黄金缕，持傲东邻家。”将采茶的小童比作采灵芝的仙人，将茶籝称作“云篮”。此外，还有清人董元恺撰《望江南•啜茶十咏》：“茶籝满，叶叶占先春，翠霭撷齐双鬓冷，青丝笼就两枪新，衣惹暗香尘。”“茶具十咏”之外，宋苏轼《寄周安孺茶》长诗中也提到春日清晨携笼采茶的场景：“闻道早春时，携籝赴初旭。惊雷未破蕾，采采不盈掬。”可见，及至明清时代，即使文人的歌颂赋予了“茶籝”更多的文人雅致，但历代文献中的“茶籝”始终是指采茶时才用到的竹笼，它由匠人以竹制作，携带轻便，尤其适于在山野乡间使用，即使小童也不例外。

　　酷爱风雅的乾隆皇帝本人也延续了前人传统，在前述文徵明《茶事图》上题跋御制诗《茶具十咏》，其中《茶籝》曰：“编竹为籝雅制精，品殊部别贮分明。设因功用论甲乙，合向其中号城。”“建城”是用来盛放茶叶的竹笼（图10），由于“建安民间以茶为尚，故据地以城封之”。顾元庆《茶谱》中有“茶宜密裹，故以叶笼盛之……今称建城”的相关记载，高濂《遵生八笺•饮馔服食笺》中也称“建城”是“以篛为笼，封茶以贮高阁”之物。可见，此时乾隆笔下的茶籝已非采茶笼或采茶篮，而是用来分类和贮存茶叶的一种器具。另外，在《题居节〈品茶图〉用文徵明茶具十咏韵》之《茶籝》一诗中，他又写道：“严阿矗苍筤，裁作贮荈器，烟粒含宿润，晓篛带生翠。倾则未觉盈，携之犹怜腻，高咏夷中诗，伊人岂无泪。”荈即老茶，此诗中的茶籝含义较为模糊，以竹制成，轻盈便携，可以是采茶所用，也可以是储茶所用的竹编茶叶罐。   

　　由此可见，无论是实物还是文献资料，本文的研究对象，目前学界称之为“乾隆御用茶籝”的器物与陆羽《茶经》及历代文人所吟咏的茶籝在形制、材料、功能与风格上都大相径庭。陆羽等人所谓的茶籝是竹编的篮或篓，“乾隆御用茶籝”则分层、分格、可抽拉、有装饰，除去外部的藤编网罩和纱窗，则可以看作是开放式的架式或箱式器物；前者纯以竹编，后者则以紫茶籝朴素无华，“乾隆御用茶籝”虽然构思精巧细腻，用料昂贵，却无矫饰，具有素雅的文人品格。在记录清宫各项造办活动的档案《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以下简称《活计档》）中，也并没有发现有关“茶籝”的记载，可见彼时宫廷内并没有使用名为“茶籝”的器具，今人的“茶籝”之称应属谬误。

　　那么这几件颇为特殊的器物在当时究竟是何称谓，其真正的使用情况又是如何呢？《活计档》中有数条“茶具”条目的记载，其材质、功能等都与本文的研究对象相吻合，如：“著照先做过茶具再做二分，其高矮大小俱各收小些，水盆、茶叶罐、宜兴壶不要，钦此。将苏州织造安宁送到紫檀木茶具一分，木茶具一分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将紫檀木茶具在泽兰堂摆，其木茶具在焙茶屋摆，钦此。”（乾隆二十三年）又如：“著苏州织造安宁照先做过茶具再做二分，随冰盆、银杓、银漏子、银靶圈二件，宜兴壶、茶叶罐、不灰木炉（竹茶炉），铁钳子、铁快子、铜炉、镊子、铲子、竹快子等全分。将木茶具一分在春风啜茗台安。”（乾隆二十三年）
　　一般认为，《活计档》中的“茶具”即现今被称为“乾隆御用茶籝”的器物，如廖宝秀女士《乾隆皇帝与春风啜茗台茶舍》中所说：“非指一般泛称之茶具，清宫档案系专指盛装茶器的茶籝或茶器柜。”

　　这些有所特指的茶具，即现今学者所称的“乾隆御用茶籝”，原本置于乾隆皇帝特别修建的各个茶舍中：香山静宜园的竹炉精舍、玉乳泉、（碧云寺内）试泉悦性山房；清漪园（今颐和园）的春风啜茗台、清可轩；紫禁城的玉壶冰；避暑山庄千尺雪；盘山静寄山庄千尺雪；西苑的焙茶坞、千尺雪；玉泉山静明园的竹炉山房以及圆明园池上居等。这些茶舍大部份都是在乾隆数次南巡后因追慕江南文人风雅生活而建造的，除玉壶冰和碧琳馆外，大部份都位于避暑山庄、盘山等各处行宫或颐和园等皇家园林内，乾隆皇帝偶至茶舍内小憩、啜茶并题诗，现存四万多首乾隆皇帝御制诗中，就有千余首茶诗。“乾隆御用茶籝”安置在各处茶舍内（并非出行时随身携带之物），常与竹茶炉、宜兴茶壶、茶钟、茶托、茶叶罐、其他杂器，以及写有御制诗文（特别是御制三清诗）的茶碗一起出现，成为一套乾隆个人特色鲜明的组合茶具（图11）。这些茶具皆以简淡素雅为贵，与彼时清宫中流行的繁复华丽、争奇斗艳的珐瑯彩器物不同，更符合文人的审美品味。在其一旁常配以茶圣陆羽的造像或画像，以及历代著名茶画（如唐寅《品茶图》、张宗苍《山水画》、方琮、李秉德画作即悬挂在各茶舍内）。这些与茶事相关的建筑、器物和书画等共同构成了乾隆皇帝钟爱的“茶空间”。在这样的空间内，所谓“乾隆御用茶籝”，即《活计档》中的“茶具”常常被摆放在靠墙边的高几上。（图11—13）

　　此类收纳各式茶器的器物并非无迹可寻。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中便提到过“具列”：“或作床，或作架，或纯木纯竹而制之，或木法竹，黄黑可扃而漆者。长三尺，阔二尺，高六寸。具列者，悉敛诸器物，悉以陈列也。”另有“都篮”：“以悉设诸器而名之。以竹篾，内作三角方眼，外以双篾阔者经之，以单篾纤者缚之，递压双经作方眼，使玲珑。”明清时期，具列和都篮都仍有使用，明代乐纯《雪庵清史》中曾记载了当时“好事者家藏一副”都篮的情形。两者都是以竹或木所制，在煮茶过程中或煮茶完毕后用以收纳器物所用的茶具，具列分床式和架式两种，都篮则是竹编的方箱。（图14）架式的具列与乾隆的藤编网罩式茶籝与开门式茶籝的架式结构有许多相近之处，而都篮则与书画装裱分格式“茶籝”的箱式结构，以及有藤编网罩和透明纱窗的“茶籝”有所相近。“具列”和“都篮”作为茶具中的一种，在绘画中也偶有出現，如传为宋徽宗的《文会图》（图15）中，宴席旁的空地上两位童子正在备茶，桌边即有一半开的木箱，其中隐约可见茶杯、茶碗等物，宋代李公麟的《山庄图》（图16）长卷中，有两处情景，一老者或一童子正在炉边俯身烹茶，身旁都放有一方箱，外有绳索捆绑结实，以便携带，有学者视其为“方形都篮”。在传为刘松年的《斗茶图》（图17）中，描绘了几位茶人相聚一处相谈甚欢、斗茶品茗的场景，他们身旁都放有竹编的，类似“具列”的器具，其上分层摆放着茶炉、茶壶、茶碗、茶杯等各式茶具以备使用，琳琅满目。元代赵孟同样有《斗茶图》（图18）传世，其中茶人身边的茶具换成了有提梁、木制或竹制的方箱，与文献记载中的都篮有所相近。这些绘画中的茶具是否是“具列”或“都篮”仍有待考证，不过至少在形制与功能上都与《茶经》中所记有所吻合。

　　在宫廷画家郎世宁等人为乾隆皇帝绘制的一系列行乐图，如《高宗观月图》《岁朝图》（图19）《弘历雪景行乐图》（图20）中，皇帝身边都出现了形如“具列”的茶具，摆在殿外廊下，或是屋外树下，共有二至三层，最下方有一炭匣，用来放置烧水用的木炭，各层依次罗列泉罐、茶壶、茶叶罐、盖碗、茶炉等物，种类齐全，以方便皇帝啜茶时取用。值得一提的是，《高宗观月图》（图21）是郎世宁等人依据冷枚《赏月图》所作，其中人物衣著、姿态、环境布置等与冷枚所画皆无二致，具列乃唯一添绘之物，可见此物在当时清宫中的重要性。在孙祜、丁观鹏《院本汉宫春晓图》中也出现侍女在具列旁煽火烹茶的场景。（图22）“具列”在乾隆皇帝行乐图中的反复出现，说明在当时清宫中这类器物确实存在并且经常得以使用，其材质和功能与本文研究对象“乾隆御用茶籝”符合，因此廖宝秀女士认为“乾隆茶具一般通指茶器柜，并且带整套品茗用器，茶具名称或源自唐代陆羽《茶经》〈四之器〉中的具列，有陈设和收纳茶器的功能”。然而，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乾隆御用茶籝”与“具列”虽然略有接近，可能属于同一类器物，但不完全等同。

　　“具列”和“都篮”之外，明人顾元庆于1541年所作《茶谱》记载的茶具中有“苦节君行省”一项：“茶具六事分封，悉贮於此。侍从苦节君（即竹茶炉）于泉石、山斋、亭馆间。执事者故以行省名之……陆鸿渐所谓都篮者，此其足与款识，以湘筠编制，因见图谱，故不暇论。”可见，此处所谓的“苦节君行省”即都篮的一种雅称，它仍指的是贮存各式茶具的器物。另有“器局”一项：“茶具十六器收贮于器局，供役苦节君者，故立名管之，盖欲归统于一，以其素有贞心雅操，而自能守之也。”高濂在《遵生八笺•饮馔服食笺》中也提到器局是“竹编为方箱，用以收茶具者”，（图23）器局与苦节君行省和都篮一样，同样是用以收纳茶具的竹编方箱。据《遵生八笺》和屠隆《茶笺》记载，还有一种竹编的茶具“品司”，呈圆撞提盒模样，用以盛放茶叶或瓜果。
　　在对《茶经》等历代茶书和绘画中的茶籝、具列、都篮（苦节君行省、器局）、品司、芘莉、建城等茶具有所了解和考证后，可以判断，“乾隆御用茶籝”，或称“茶具”与其中任何一种都不完全等同，不可一概论之。这种茶具就形制和功能而言都有所创新，更像是“具列”和“都篮”的结合，既有具列的分格分层的架式结构，又有都篮的箱式结构，承担收纳和贮存各式茶具的任务，或可看作是新型茶具的诞生，清代宫廷并没有为其特别命名，目前学界误用了“茶籝”这一旧称。  

　　由《活计档》可见，这些茶具都是乾隆皇帝命“苏州织造”所制，属于特别定制的作品（按照乾隆朝器物制作的流程，皇帝下旨后，由造办处将画样呈送皇帝预览，准做后再交由织造处遵画样承做）。根据吴美凤《盛清家具形制流变研究》，乾隆朝的家具来源颇广，主要“以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为主”，此外江宁织造、苏州织造、杭州织造除供奉内廷所需丝绸绫绢等原材料之外，还承担有一部分家具造办的功能，如同“内务府委外代为织造的加工厂”，是乾隆朝清宫重要的家具来源。三大织造在顺治四年（1647年）左右成立，最迟在乾隆十二年的时候，“三处织造与各钞关承做内廷交办的家具已成定例”。其中，苏州织造所承造的家具以雕漆为主，具有苏式家具的特色。
　　乾隆皇帝专门命苏州织造制作这种新型茶具，很有可能是南巡途中受到了江南文人品茗雅事的影响。江南饮茶风尚盛行，士人经常在一处游山玩水、雅集品茗、谈文说艺，他们注重茶事中的各个细节，尤其是茶具的制作与使用，彼时许多生活杂记、笔记小说、风雅指南以及绘画作品中都有关于茶事细节之描绘。明人许次纾《茶疏•出游》中就提及，当时的文人出行一定会携带茶酒珍馐：“士人登山临水，必命壶觴，乃茗椀薰炉置而不问，是徒游于豪举未讬素交也。”因此需要可分格置物的提盒、提匣来盛装：“余欲特制游装备诸器具，精茗名香同行异室，茶罂一、注二、铫一、小瓯四、洗一、磁合一、铜炉一、小面洗一，巾副之，附以香奁、小炉、香囊七莇，以为半肩；薄瓮贮水三十斤为半肩足矣。”明清时期提盒、提匣颇为流行，出游时可盛放各类雅具，如食具、茶具、酒具、文具等，分有多层（撞），上有横梁，方便提携或担抗，现存实物以及图像资料颇多，如戴进《春游晚归图》（图24）中就有提盒出现。

　　除了上述最常见的分层撞式提盒之外，还有一种内部分层分格、外有箱盖的橱柜式提盒。高濂《遵生八笺•起居安乐笺•游具》中提到他曾自制此种“提盒”与“提炉”，共同组成一副担。前者“式如小厨”，最下部有小仓，可装酒杯、酒壶、莇子、劝杯等酒具，上部共有六格，每格高一寸九分，其中四格装果肴供酒觞，其余两格置鲑菜以供馔莇，“外总一门，装卸即可开锁，远宜提，甚轻便，足以供六宾之需”，可见除外有柜门外，基本仍属于撞式提盒的形制。后者“提炉”虽“式如提盒，作三撞”，但构造更为复杂，“下层一格如方匣，内用铜造水火炉，身如匣方，坐嵌匣内，中分二孔，左孔炷火置茶壶以供茶，右孔注汤置一桶子”，如图25（左）所示，可将茶壶和桶子嵌入格内烹茶或煮粥，并凿小孔以利于出灰和进风，出行时十分便携，上罩一盖，以使茶壶等不外露，得以美观，另有一格置炭以备用，十分周全。现在故宫博物院藏有一系列长方提匣都与高濂所设计的橱柜式提盒相符合（图26、图27），其上有提手、外有橱门、内部有尺寸不一的分格和抽屉，在材料、形制和功能上与“乾隆御用茶籝”有相似之处。且高氏提炉中这种上有提手，内有抽屉，将茶壶嵌入方匣子内，并设置风炉的模式，与乾隆御用手提式茶籝（图5、图6）颇为相似。

　　另外，“乾隆御用茶籝”还有可能是由当时清宫內所藏的其它家具改制而成。清宫中有许多现今我们称为“多宝格”的橱柜，是专门用以陈设和展示各种古玩器物的新式家具，在清中期才兴起并流行起來，“至少康熙皇帝已开始喜爱收集各式文玩后集贮在同一柜匣内”，乾隆时期则更为突出。其独特之处在于用隔板将格內分割成形状不等、高低不齐、错落有致的空间，既有体积较大、落地式的，又有较为轻盈秀气，可以放置于桌案、高几上的，后者在尺寸、材料、形制和功能上与“乾隆御用茶籝”非常接近，都是在內部分设不同空间来陈列各式器物，在房舍內部所处位置也相近。（图28）乾隆御用书画装裱式、开门式、藤编网罩式茶籝中的分层分格结构都与这类“多宝格”十分接近。现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清中期的“紫檀木书画屏小多宝格”（图29），长21厘米，宽13厘米，高19.2厘米，其形制有如屏风相连，纵面四扇，横面两扇，各面皆浮雕仰覆莲瓣须弥座，并裱有钱维城所作书画作品，如柳宗元《石渠记》，段文昌《平都观记》等。从横面两扇屏风间打开可将其分为两部分，内部中空成镂空花牙多宝格，并且两边不对称，与紫檀木书画装裱分格式茶籝的制作工艺完全相同，两件器物可视为一类。另有一件“紫檀木多宝格柜”（图30）也是内部用隔板分为错落有致的空间，有抽屉可置物，也有书画装裱分格式茶籝十分相近。因此不妨推测，这件“乾隆御用书画装裱分格式茶籝”本就是一件“多宝格”，后来用以盛放茶壶茶碗等，成为了专门的茶具。        
　　综上所述，清宫旧藏的几件“乾隆御用茶籝”是乾隆皇帝特命苏州织造所制，以分格、分层为主要特点，呈架式或箱式结构，精巧素雅，设计独特，反映了文人品味及乾隆皇帝的个人喜好。它们分别放置在紫禁城或各个行宫内的茶舍中，收纳和陈设各式茶具，与《茶经》等文献中记载的茶籝在材料、形制、功能、风格上都差距较大，今日学界将之命名为“茶籝”应是误用。其与“具列”“都篮”等传统茶具有所接近，却也不尽相同，更像是两者的结合体，同时具备具列的架式与分格结构、都篮的箱式结构。这种新式茶具的产生，可能受到明清时期文人出行时所用“提盒”“提炉”（尤其是橱柜式）等器具的影响，也可能是由当时清宫内所藏其他器物，如多宝格等所改制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