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墨烟云 民国时期的北京书风（十）

　　民国时期的北京书坛名家辈出，他们广泛活动于京城政界、军界、文学艺术界，并利用这一地区独特的历史人文环境和自身的学养，以手中的如椽巨笔开启了民国时期北京书法发展的新纪元。

“刚正坚贞 翰林遗风”—记邢端的书法艺术

　　邢端（1883—1959），字冕之，号蛰人，笔名新亭野史，贵州贵阳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举人，三十年（1904）进士，1905 年赴日公费留学，毕业于日本大阪高等工业预备学校及东京政法大学。1908 年归国，后历任翰林院检讨、奉天八旗工厂总办、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堂监督等。辛亥革命后，曾任工商部佥事、图书馆主任、农商部技监。1917 年后任农商部矿政司司长、工商司司长、普通文官惩戒会委员、善后会议代表、井陉矿务局总办。曾参与创办地质调查所。1927 年，张作霖主持北京政府，邢端辞去所有职务，闭门谢客，以著述鬻书为生。1951 年，任中央文史馆研究馆馆员。1959 年病故。

　　邢端是寓居旧京的贵州人，1904 年中进士后即点翰林，成为中国科举考试最后一科（甲辰科）中最年轻的翰林（21 岁），这也使他很早即闻名于旧京。1927 年邢端退出官场，一直寓居于北京东城小间房胡同。居闲时，他以赋诗写字为乐，并好购藏图书，尤注重收集整理家乡贵州文献资料。其间邢端曾和同乡朱启钤共同编纂了《黔南丛书》，他负责编纂有《黔南丛书·刘贵阳遗稿》《黔南丛书·平回纪要》《黔南丛书·陶屡诗钞书后》及《清代黔人馆选题名》《清代贵州乡试考官解之表》等，此外，他自己还著述《于钟岳别传》《伯英遗稿》《明历刻进士表》《清嘉庆戊辰科齿录》《蛰庐丛稿》等。
　　邢端工诗擅书，与旧京各界名流颇多往还，如叶恭绰、朱启钤、钟刚中、周肇祥、姚华、陈师曾、徐燕孙、傅增湘、江庸、齐白石等，其中他与同乡朱启钤、钟刚中最为友善。钟刚中在为邢端《蛰庐丛稿》撰序中对其为人做过简单的描述，“君才器敏练，职务悉办，志又谦巽，乐于施人，亲故周恤及文字来请者，皆餍所期以去，由是闻誉翕然。” 1937 年，北平沦陷，邢端因其前清翰林、日本留学生的身份，受到侵略者的关注，日本人曾力邀其出任伪职，遭到他严词拒绝，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在极为困难的时期，邢端以在琉璃厂鬻书维持生计，过着淡泊清贫的生活。为了发泄胸中的愤懑，他曾创作了大量的爱国诗篇，如1939 年《己卯北海禊集》：“城阙依然五尺天，风流非复永和年。祓除一室吾安用，剩写山阴誓墓篇。”  邢端在此诗中以王羲之“誓墓”作比，拒绝与侵略者为伍。1945 年抗战胜利后，邢端欣喜若狂，撰《收京喜赋》：“南冠八载坐幽囚，露布欣传遍九州。日丧偕亡闻见笑，河清可俟仗人谋。度辽并雪前朝耻，复楚终歼九州仇。犹有台澎遗老在，喜心翻倒涕难收。”此诗颇得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神韵，爱国情怀呼之欲出。同年，国民党要员李宗仁赞赏邢端的气节，曾设宴招待，希望他能为国民政府效力，翁文灏、张道藩也曾登门劝其出仕，但邢端均不为所动，一概回绝。
　　1949 年，北平解放，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宴请邢端等10位在世的前清翰林，此事在旧京传诵一时。1951 年，邢端接受毛泽东主席接见，并与毛泽东主席作诗唱和。他随后还写下了《怀仁堂公宴》：“四壁华灯照举觞，八方异乐动春声。瑶阶云拥千年鹤，琼苑风传百啭莺。酒泛波光招醒客，雨如人意放新晴。儒冠获与瀛台会，更幸余年见太平。”  同年，邢端受聘为中央文史馆研究馆馆员，后被任命为北京市政协委员。
　　晚年，邢端投身于各项社会活动，多次参与梯园诗社雅集，创作出很多歌颂新中国的诗篇。1954 年，受成都相关部门邀请，邢端与诸多旧京各界名流，为成都杜甫草堂书写杜甫诗，并制成木匾，悬挂于杜甫草堂之内，供世人观赏。临终前，邢端将所藏全部图书、碑帖约数十箱、二万余册，无偿捐赠给家乡贵州省图书馆和博物馆，为家乡文化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他还曾作诗一首：“已到钟鸣漏尽时，归人何用更伤离。九原亲友如相问，犹有怀中一卷诗。”  从此诗中可见证翰林邢端的潇洒超脱一生。

　　目前，对于邢端的研究，一般为他的藏书和生平传记，其书法往往仅谈擅长楷行二体。客观的讲，邢端书法在旧京有一定的名气，由于他翰林的身份及早年在官场的影响，因此北平沦陷期间，他能以鬻书为生即是一个明证。加之他身边的友人均为一流的学者、艺术家和诗人，所以他的书法自有其过人之处。从现今的展览和拍卖中看，邢端书法出现的频率很高，尤其是在一些关于旧京书家的作品及藏品中，经常能看到他书写的题跋。首都博物馆、荣宝斋也藏有邢端书法。以今日艺术视角看来，邢端书法往往被归入翰林书法的研究范畴，俗称“翰林字”，甚至一些人追述此类书法在“文革”前夕的琉璃厂曾以极低的价格出售。但在清末民初时期，尤其是清代，翰林书法在旧京有很高的地位，以清四家之一刘墉书法为例，与他同时的书法家王文治曾说道：“石庵以名翰林扬历中外，继世业参国政，清操直节，朝野仰望。至于书则往往震于其名而泛泛称道之，逮叩其所以佳，未必真知也。”  从中足见翰林书家的地位。晚清民国之初，虽碑派书法一度成为书坛的主流风格，但帖学书法并未退出历史舞台，旧京中有很多人士即以擅长帖学书法而受到推崇，如清代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他的书法在旧京销路颇佳，甚至一度成为琉璃厂各大南纸店、古玩店的紧俏商品，其间仿作也不少。 除刘春霖外，以擅长帖学书法称著一时的还有华世奎、谭延闿、商衍鎏、潘龄皋等，而遗老中擅长此类书法的更不在少数，如陈宝琛、梁鼎芬、朱汝珍、朱益藩。故此，邢端也是以擅长帖学书法在旧京书坛占有一席之地。

　　最后细说一下邢端的书法，谈到取法，据相关资料记载，他出身贫寒的私塾教师家庭，七岁丧父，虽一度辍学，但坚持自学苦读，故能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邢端生于1883 年，此时为光绪初年，科举制度未废，而书法依然推崇馆阁体，流行着一种“不欧不柳不颜”7风格，且同时期在坊间流行着《间架结构九十二法》一书，此书最初刊行于1884 年，也就是邢端出生的次年，作者为黄自元，这也是黄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作品。邢端受私塾教育，
习书应从“描红”开始，后“双钩”逐渐临习法帖，教授者一般为地方具有科举经历的秀才、举人，他们除了身历科举外，旧学和书法都非常好，在他们的指导下，邢端基本上具备了较扎实的基础。从他晚年的书法来看，邢端习书似从欧、柳入手，取欧书之谨严，柳书之筋骨，结体端正，墨色饱满，从一定程度上看，似受流行的黄自元书法影响。有趣的是，邢端的挚友钟刚中，他的楷书与邢端颇为近似，因此笔者推断此时期贵州地区的士子可能喜好此种风格，邢端习书受乡贤影响。但从他的楷书来看，其书法反映出一种雄直疏宕的气度，亦展现出欧阳询书法中的冷酷之美。这种书法虽无突出的面貌，但与其人格和内心相通，体现着一种谨严和朴雅。邢端的行书则继承了馆阁体的基本风格，在坚守欧、柳的基础上，融会赵孟、董其昌的风格，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邢端常年究心诗学，故此其行书中还有着诗人的独有情怀。因此笔者认为，如果以清末民初擅长馆阁体的书家为研究对象，这些看似千人一面的书法风格，实质上其中的区别还是能看出的。如此时期标榜馆阁体，并均喜以欧字名世的书家有很多，以陈宝琛、朱汝珍、杨钟羲为例加以比对。同为取法欧阳询，陈宝琛书法即内敛儒雅，有古名臣之风；朱汝珍遒劲清秀，极具诗人气质；杨钟羲饱满雄浑，展现了北方学者之胸襟。而邢端书法则刚正谨肆，沉雄郁博，体现着一种贵州人特有的阳刚之美。故此，对于馆阁体书法，笔者认为不要一味以“死板无生气”“缺乏建树”加以贬斥，应从多角度加以考量。以笔者所见故宫博物院内各宫殿所存贴落书法来看，虽均为馆阁体书法，但其中的变化是多样而不拘于法度，且与宫廷建筑相得益彰，别有生趣的。因此，邢端书法也有他的个性和特点，值得深入挖掘加以研究，尤其是可以将其书法归入贵州书风加以考量，从中或可寻觅出独特的地域书法风格的流变过程。

“风流自赏 笔意倜傥”—记林长民的书法艺术

　　林长民（1876—1925），幼名则泽，字宗孟，自称苣苳子，亦称桂林一枝室主，晚号双栝庐主人，福建闽侯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秀才，后留学日本，习政治经济，宣统元年（1909）归国，任福建省咨议局秘书长，武昌起义后，赴上海，赞助革命事业，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任福建省代表，后任南京参议院秘书长。1912 年，参与组织共和党，次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后任秘书长。共和党与其他保守党派合并为进步党后，任政治部部长。 1917 年任段祺瑞内阁司法总长。1919 年，撰《山东亡矣》短讯于《北平晨报》，反对巴黎和会偏袒日本，1920林长民像年游历欧美，1923 年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25 年参与郭松龄反对张作霖，郭改组为东北国民军时入郭幕府，后兵败身死。

　　“丧身乱世非关命，感旧儒门惜此才”，此挽联为民国时期遗老陈宝琛挽林长民所作，短短十四个字大略能概括林先生晚年的命运。林长民之名至今可谓家喻户晓，其成因还是源于他的女儿林徽因在近代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而林长民其人，出身于闽侯林氏家族，林氏家族乃福建望族，近代人才辈出，如林则徐、林旭、林纾、林森、林宰平等。其父林孝恂，清末翰林，历官浙江金华、孝丰、仁和、石门诸州县，能医，工技击，为晚清开明的进步人士，对西方思想颇能接受，曾于杭州设立家塾，以国学和新学教授子侄，旧学请林纾为主讲，新学则延林万里（林白水）讲授，林长民早年受业于林纾，与林万里为友，而革命烈士林觉民乃其堂弟。
　　林长民的一生基本上活跃于政坛，且以之为主要事业，因此许多人目林长民为政客。1912 年，林长民随临时参议院北迁至京，曾委以秘书长一职，后任国务院参议。袁世凯称帝前，因杨度进言，封林长民为上大夫，据刘成禺1 撰《洪宪纪事诗本事薄注》记：“体元、承运、建极三殿扁额，刻镂沉檀，四围空凿龙凤云物之属，像十二章，呈十二色。额字用金黄色，御笔圈派上大夫林长民恭书，字体仿《瘗鹤铭》。书就，进呈御圈，项城（袁世凯）大为嘉许。钦定林书上额。群臣上颂，长民笑向人曰，他日小小男爵，总有一位，方不辜负此书。”后袁世凯书“新华”二字以赠。而“有人谀宗孟者（林长民字）曰：严钤山书贡院至公堂，公字上八字两撇下面横出，至今称道，视为国宝。先生三殿书额，将来与国同休戚，相业勳业，当与钤山无异云云（录《后孙公园杂录》）”  ，革命党人刘成禺此说应有些根据。从一个侧面也可看出林长民书法在政坛的影响。而掌故大家兼擅书法的高拜石也曾专文谈过林长民的书法，“宗孟的书法，是由晋唐人入手的，早年写的东西，真是美妙绝伦，中岁参了北碑的态势，更在雅秀之中，显出朴茂劲遒的意味；所谓‘融碑入帖’，便是这个境界”  ，碑派名家康有为曾和书家伊立勋说起，“你们福建书家，却只有两位”“一位是郑苏庵（郑孝胥），一个是林宗孟” ，书家张宗祥也曾在《论书绝句》中谈到林长民的书法：“未冠相逢已擅书，中年小楷到唐初。能工能秀能开展，髯也精神实起予。长民为伯颖师长子，予十七岁时相遇于海宁州署，已擅书名，后工小楷，未遇难前曾鬻书京师。”  从以上记载中可知林长民书法在旧京的地位。据称，民国时期林长民的书法曾一度风靡，甚至有人将他书写的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的寿序与遗老沈增植的书法相媲美，称其二人为“书家两雄”，沈增植的书法以似槎桠为美，而林长民体现的是劲健之美。此外还有一则轶事记林长民曾有一位如夫人（小老婆），林先生寓居北京时，把她留在南方，此夫人略识文字而已。但林长民为了表达思念之情，为她写了很多文辞风趣的信，且每封书札均变换书体，或注明用王羲之、王献之、智永体，或为褚遂良体、虞世南体，用尽所能，但因如夫人水平有限，有些字不能尽识，只能拿给别人看，故此轶事传播甚广 。林长民死后，1931 年有正书局曾印有《林长民遗墨》一册，收录林先生书法若干，封面为叶恭绰题字，也算是后人整理他书法比较完备一个集子。而今北京石景山八大处四照谷还存有1918 年林长民书摩崖石刻，此石刻系林先生游山所题，字体圆融，确有《瘗鹤铭》意味，落款于最高处，也可作为林长民书法在北京影响的一个佐证。

　　在笔者看来，林长民书法并非如碑派宗师康有为所评，可以等埒于碑派名家郑孝胥，仅能称擅书而已，后世对他的字褒之过高，其中缘由还在于林先生的文采和家学，加之他人长得潇洒倜傥，又活跃于政坛。林长民出身书香世家，早年受教于林纾，对馆阁体应下过一定的功夫。高拜石说林先生的书法由晋唐人入手大约就是这个时期，从《林长民遗墨》收录的作品来看，林长民习书似从颜书入手，得颜真卿之雄浑，兼取赵孟之妍美，行书有米芾、苏轼笔意，犹得米书刷字之趣。细致研究会发现，其实林长民的书法受福建乡贤书风影响很大，如他的老师林纾，林纾书法苍劲古朴，随意雅畅，极有韵致，作书讲求师承，遵循法度而不失灵秀。再者就是遗老郑孝胥，其书法融碑帖如一炉，用笔刚劲挺拔，体势开张，骏爽高浑。同时林长民书法借鉴了碑派名家康有为、梁启超书法，从中汲取所需。由于与梁启超特殊的关系，他得以从康、梁师徒书法中体味近人理解的北碑书法。加之林长民聪颖过人，故他的书法擅学时贤，并非着力于此但却举重若轻，得心应手，从时人对他书法的记录来看，清末民初，林长民应致力于北碑，但笔者认为林长民的书法成就主要来自他早年的帖学根基，其对碑派的理解则基本上是构建于对林纾、郑孝胥、康有为、梁启超书法理解的基础之上，特别是他的大字，细腻处取林纾之内敛，而雄放得郑孝胥之伸展。尤其是起笔收笔，有些完全仿照海藏老人样式，可以说林长民书法是将时贤书法进行归纳总结后的再创作，说白一点就是学现在所谓的“流行书风”（此处指清末民初的流行书法）。林长民常年周旋于政坛，精力有限，书法仅是他的翰墨余事，甚至就是为了实用，并非能如职业书家一样细加推敲，兢兢业业，临池不辍。故此林长民书法靠的是早年的帖学积累，毕竟他经历过科举的训练，于馆阁体下过很深的功夫，后随着留学日本，广交时贤，身边擅书之士甚多，且与师长、乡贤、友人交往的机会不少，因此耳濡目染，眼界渐宽，尤其是接触到了很多清末民初的碑派大家的书法。

　　再者，入京后，林长民活跃于政坛，与寓居旧京的福建籍文人交往甚多，因此他的书法受乡贤影响深具，加之此时期福建籍人士在北京的势力很大，上自帝师陈宝琛、遗老郑孝胥、陈衍、林纾等，名士则有郭则沄、李宣倜、林开謩、林志钧、梁鸿志、高向瀛、陈懋鼎、陈承修、陈宗蕃、陈训亮、郭则寿、黄懋谦、周登皡、黄孝平、薛肇基、黄濬等之众，他们均是旧京各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林长民从所见和交往中，广瞻时贤真迹，所以他的书法非力学而成，是基于特殊的时代，而早年从政的经历使其书法又有政治家的气魄，在熔铸时人书法和古代帖学书法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有带有浓郁福建意味的书法，就像民国时期，旧京四大书家张伯英的书法曾被誉为“彭城书派”一样，林长民书法是将福建书风引入北京，笔者名之曰“闽派”（此笔者意见）。此种书风对于旧京艺术的贡献很大，故此林长民书法得到推崇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所以笔者认为林长民的书法因人而贵，其成为北京士人追捧的对象，很重要的原因是将福建书风北传。
　　林长民未及天命之年，即惨死于乱军之中，徐佛苏撰挽联中那句“冲锋陷阵哪用书生”，今日读来也是颇有几分道理的。按时人的说法，即使林长民晚年在旧京做寓公，以他的才望于京津一代鬻书也应过得不错，但林先生偏偏是位不甘寂寞的人，不愿意以小道为业，总觉得要做就做“治世之能臣”，因此才有了晚年悲惨的命运。后人曾在咏郭松龄兵败事中谈及林长民之死“谋国由来借股肱，衰迟兵马本难胜；沙场归骨林宗孟，绝域生还饶宓僧。塞上折冲宜有待，军前磨盾果何曾？凄迷双栝题门处，同为佳人一拊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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