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篆刻史上，汉印是继先秦古玺后的另一座高峰。如果把风格多样的先秦古玺比作烂漫的山花，自由且绚丽，那么汉印则如同临风之玉树，庄重且典雅。清代周铭在《赖古堂印谱•小引》中说“学印不宗秦汉，非俗即诬”。清代巴慰祖在《四香堂摹印•自序》中也说“印章之祖秦汉，如寻山之有昆仑，问水之有星宿海也”。汉印端庄而雍容的气派为后世印人确立了一个创作的标杆，特别是明清印人强调“印宗秦汉”，其实都是指师法秦汉印式。以秦汉印，特别是汉印的风格典范作为篆刻创作的审美追求，从而确定了汉印在篆刻史上的正统地位。
汉印开创了我国篆刻艺术的鼎盛期，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汉承秦制”，汉几乎全面继承了秦王朝的印章制度并加以完善，造就了尚法而不失拘束，平直而又富于变化，正直而不失板滞，端厚而更见博大的汉代印风，汉印是秦印风格的发展和完善。而秦印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之所以能完成由古玺到汉印不同风格转型的历史使命，是因为秦印以战国时期秦国的印风统一了东方六国的印风。在这一过程中，秦代所做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书同文”，并确定“摹印篆”为玺印专用文字。摹印文字的规定性促成了秦代官印的规范与统一，这种以平正方整为主的基本形态为汉代官印所继承，并成为汉印最基本的风格特征。
汉代用于摹印的“缪篆”是在秦代“摹印篆”的基础上发展、定型下来的摹印专用字体。《汉书•艺文志》叙述汉代通行的六种书体：“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缪篆以篆书笔画为基础，参以隶意，使之方整平正，成为一种最适宜于印面布局需要的形体，后世印人以汉印为宗，主要在于掌握缪篆的书法特征和变化规律。缪篆之“平正”是一种规范和秩序，也是汉印为后世篆刻艺术发展奠定的一块最重要的基石。
关于汉印字体，元代吾丘衍《学古编》（又称《三十五举》）十八举：“汉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与隶相通。”二十举：“白文印皆用汉篆，平方正直，不可圆，纵有斜笔，亦当取巧写过。”明代甘旸《印章集说》：“摹印篆，汉八书之一，以平正方直为主，多减少增，不失六义。近隶而不用隶之笔法，绝出周籀，妙入神品。汉印之妙，皆本乎此。”清代徐坚《印戋说》：“汉人有摹印篆，亦曰缪篆，平方正直，篆隶互用。然其增损疏密极有意义，非若今人之故为增损，故为疏密也。”陈澧《摹印述》认为：“缪篆之体，方正缜密，其字较小篆有省有变，而苦无专书，惟于古印谱求之，然不能备也。昔人言，当仿汉隶字体，而仍用篆书笔画，此语盖得之矣。”以上所引基本反映了元、明、清三代印人基于篆刻创作的角度对汉印文字基本体貌的认知。祝竹进而总结出缪篆文字的三个特征：一是缪篆采用小篆的笔画而近于隶书的方整形体；二是缪篆的笔画以平方正直为主；三是缪篆文字可以根据印面布局的需要作或增或损的变化。（祝竹《汉印技法解析》，32页，重庆出版社，2006年）
西汉初年的官印基本沿袭秦印制度，也基本上继承了秦代官印的风格，印面多加边栏和界格，如出土于广州象岗第二代南越王墓的“文帝行玺”即用界格。“琅左盐丞”从其官职可以考定颁发于汉武帝时期，应是汉初最晚的带有界格的官印。
西汉中期官印已基本不用界格，印面文字分布均衡，文字笔画平整充实，印风趋于成熟和稳定，显现出庄重敦厚的汉印特色。如“江都相印”“阿阳长印”等印朴茂宽博，是典型的汉官威仪。西汉晚期官印，文字笔画进一步向方正平整发展，“山阳尉丞”“琅邪尉丞”等印代表了这一时期官印的基本风貌。
宜春禁丞 西汉初期铜质官印，鼻钮。纵25毫米，横24毫米。现藏故宫博物院。宜春，秦禁苑名，汉沿之，今在西安东南。禁丞，为“禁圃丞”之省文，《汉书•百官公卿表》有载，汉封泥中“禁圃右丞”亦可证。此印当为管理禁苑之官吏所用印。
此印仍延续着秦代印章的样式，最显著的标志就是还保留有“田”字界格。在文字形体上又与秦印相区别，笔画较粗，竖笔末端圆齐不作尖笔，字形方正，结体谨严，充分体现出早期官印的特点。印文用笔圆润流畅而又富于变化，篆法在方整平正中又显得圆融工稳，虽有秦小篆遗风，但“禁”字下两斜笔已有明显的隶意。由于印面残破严重，已无法看出印章的本来面目，但却增加了印章沧桑之感。
字丞之印 西汉早期铜质官印，蛇钮。纵25毫米，横25.5毫米。现藏上海博物馆。字，县名，《汉书•地理志》载“右北平郡下有字县”。丞，为县丞，《汉书•百官公卿表》载“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
此印仍沿用秦印界格的形式，“田”字界格中间的十字格较粗，且并不是完全平均分配，右边两字较大，左边两字稍小。“字”的“宀”取相背之势，将“子”包蕴其中。“丞”与“印”中的斜线化解了平直线的过度平整，且“丞”字上半部的盘曲又与“印”字的下半部分相呼应。“之”字笔画较少，留红为多，同时通过方与圆的对比，使得印面更为灵动。
彭城丞印 西汉铜质官印。纵25毫米，横25毫米。
彭城丞印当为西汉早期官印，“田”字界格平分印面，四个字保留小篆的笔意较多，笔画均匀，横平竖直，结体端庄严整。且此印保存完好，印面上字的笔道都很清晰。“彭”字右边的的三个斜笔十分内敛，“城”“丞”“印”三字结体茂密，整体上给人平正端庄、刚健中见醇厚的印象，又给人以宁静安详和稳定的感觉，整方印于凝重醇古的风貌中展现出一种堂堂正正、博大恢宏的气格。
轻车令印 西汉官印。纵23毫米，横22.5毫米。现藏故宫博物院。
此印线条平直细劲，结字方整，四个字中，“令”“印”二字笔画少却占据了较大的空间，“轻”“车”二字笔画多却占了较小的空间，而且被安排得紧靠印边，从而形成印面的疏密对比。“轻”“车”二字中均有相同的部件“车”，“令”“印”二字下半部分也用了相同的处理方法，艺术创作上最忌重复，但此印中两组部件的重复并不给人以单调之感，足见大匠自由过人之处。此印在方正平实中见变化，笔画以方为基调，方中寓圆，直线中暗含曲意，在自然质朴的大风格下，又体现出细腻和温雅。
文帝行玺 西汉早期金质官印，南越国自铸。纵31毫米，横31毫米，是迄今所见最大的西汉金印。1983年南越王墓出土，现藏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
“文帝”为西汉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的僭号，其于公元前137年自称“文帝”。“行玺”为皇帝六玺之一，即发布诏命所用的印信，此玺应是南越文王发布命令的官印。值得一提的是，此印印钮为象征皇权的盘龙，龙首上昂，隆腰卷尾，尤其是弓起的龙脊，既利于手持，又表现出龙身的腾翻之势，构思十分巧妙。
“文帝行玺”仿汉帝之制自铸，庄严典重。印面有“田”字界格，系延续了秦印的印面形式。印文为“摹印篆”字体，字态端方严谨，笔画劲挺雄健，章法疏密得宜。印文笔画多直线，只有“文”字以圆柔寓方刚，浑融自然，使得字法在庄重中保持灵活。“帝”字稳中求变，欹侧生姿。“行”字字形简洁，取其原始形态，而不采用增加折笔的篆法，这样恰好与“玺”字密结的白文笔画形成对比。“玺”字布满界格，密不透风。此印整体雄浑伟丽，气度非凡，凛然有王者之威仪，无论钮饰还是印文，均体现出南越国高超的铸作工艺和卓越的篆刻艺术。
楚候之印 西汉早期银质官印，龟钮。纵23.5毫米，横24毫米。现藏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
汉代诸侯王、列侯之“侯”字，写作“矦”，与军队系统军候之“候”字写法是不同的。汉代军队编制，据《后汉书•百官志》，部下有曲，曲置军候一人，是校尉、司马的下属军官。
此印笔画起收处以圆笔居多，线条浑厚粗壮，加之边框略有残损，因此显得古朴自然。此印字与字所占空间依据字形而变化，右大于左，上大于下，各得其所。“楚”字两木旁垂笔作收势避让，留出空间，使得“疋”穿插于其中。“候”字人旁大小与“楚”字木旁比例协调对应，结构严谨。“之”字虽笔画较少，但端稳厚重，与“印”字的极力紧缩形成强烈对比。全印错落有致，字与字之间的呼应变化十分巧妙。
未央廄丞 西汉中期铜质官印，瓦钮。纵23毫米，横23毫米。现藏故宫博物院。
《汉书•百官公卿表》：“太仆属官有大廄、未央、家马三令，各五丞一尉。”未央即未央宫，此印是未央宫中管理车马的太仆之属官。此印于凝重醇古的风貌中展现一种堂堂正正、博大恢宏的气格，而这恰是汉印的精髓所在。“未”“央”二字笔画较少，与“廄”“丞”二字的茂密丰实形成疏密对照。特别是“廄”字，笔画繁多却丝毫不显得臃肿，而是宽博大气。此印在整体的静穆中蕴藏着几分空灵，这种经典的汉印风格确立了后世篆刻审美上的基本追求。
新阳长印 西汉官印。纵23.5毫米，横23毫米。现藏上海博物馆。
此印线条朴质，平直劲挺，与汉画像石等相近，印文的线条与玉印体现出的爽利流畅大相径庭，呈现出一种迟涩之美，这种美暗含着充实饱满、阔大沉雄的精神气质。结字方整茂密，端庄严整，整个印面比较平实，不以狂怪奇诡夺人耳目，在平心静气中营造出中和静穆的气息。此印笔画行进中“阻刀”的感觉特别明显，类似书法中毛笔要“顶”着走，这是此印给我们篆刻创作的最大启示。
军曲候印 西汉官印。纵23.5毫米，横24毫米。
曲候之名多见于汉印、莽印，曲是汉军建制的一种名称，据《后汉书•百官志》，部下有曲，曲置军候一人。曲候即曲之军候的省称。
此印线条细劲挺拔，平直光洁，结字端庄静穆，四字均分印面，字与字之间留有较宽的间隙。印面的四个角呈圆转的弧形，或因时代久远，或因制作的原因，或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四个角的圆转之势直接弱化了平直的线条带来的劲挺，刚柔相济。“曲”与“候”二字笔画因印边圆弧形的处理而造成残破，进而整方印有了虚实对比。此印遒劲中含蕴藉，刚健中见醇厚，既有庄严而雍容的气派，又展现出一种堂堂正正的格局。
代郡农长 西汉中期铜质官印，瓦钮。纵22毫米，横22毫米。现藏故宫博物院。
代郡，汉代属幽州。此印笔画于方正刚健中蕴含弧曲柔美，结字端庄方整，转折处方圆并施。由于“代”字笔画较少，形成大片留红，与另外三字形成明显的疏密对比。“郡”字左宽右紧，字中三个小朱点给整方印增添了灵动之气。“农”字施篆巧妙，笔画繁多而不显杂乱。“长”字横画上拱，极富弹性和张力。这些特点结合在一起，使得整方印章和谐统一，并显现出雄浑挺健之美。
皇后之玺 西汉中期玉质官印，螭虎钮。纵28毫米，横28毫米。1968年出土于咸阳渭河北原，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汉旧仪》：“汉代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钮。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钮。”此玺符合汉制，又因出土地点距汉高祖和吕皇后合葬的长陵仅一千米，被人推测为吕皇后吕雉之物。
汉末蔡邕在《蔡中郎集》卷一《独断》中指出：“玺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玺以玉，螭虎钮。古者尊卑共之……卫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惟其所好；然则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也。”明甘旸《印章集说》：“玺，即印也，上古诸侯大夫通称，秦始皇作传国玺，故天子称‘玺’。汉、晋而下，自传国玺外，各篆有玺，其文不一，制度各殊，一名曰‘宝’。”
由于玉的硬度高，不宜奏刀，在刻制中一般使用“砣磨法”。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了琢玉之法，即用硬度达摩氏七度的石英砂对玉器进行砣磨。西汉中期官印显著特点之一，即不再使用界格。此印虽不施界格，但字与字之间、字与印边之间的留白十分均匀，印面布局疏朗，笔画干净利落，起收笔处如昆刀截玉，斩钉截铁，体现了庄严的皇家气象。“之”字中的两个竖折部分分别被处理成圆转和方折两种形式，使得这方玉印在工稳端庄之中不失变化。“玺”字笔画繁复，但结构处理的相当从容，毫无逼仄之感。章法上，“皇”“玺”二字繁，“后”“之”二字简，各呈对角呼应。此玺为迄今发现的最早皇后玺，也是武帝时期的代表作，弥足珍贵。
高乐长印 西汉官印。纵23毫米，横23毫米。
此印线条浑厚，结字方整，转折多圆转，四个字并没有均分印面，上面的两个字稍大，下面的两个字较小。此方结字上的最大特点在于，通过将字的重心下移来营造字的厚重之势，特别是“乐”字通过极力夸大上半部分，使得整个字的重心极力向下，有点类似《张迁碑》结字上“大头娃娃”的特点。此外，“高”字“口”部左移，与向右倾斜的“长”呈相合之势。在笔画上，粗细变化使得此印显现出一种“金石气”，这种金石味可能并非当时工匠的刻意追求，但这种笔画上的颗粒感确实使此印在肃穆之中产生了灵动之气，静中寓动，既富有沧桑之感，诸因素又能和谐地统一。
武陵尉印 西汉铜质官印，瓦纽。纵23毫米，横23.5毫米。现藏故宫博物院。
此印线条劲挺匀称，结字端庄严整，章法上，“武”“印”两字疏朗，“陵”“尉”二字较密，字与字之间以及与印边之间的留白十分均匀，庄重典雅。“武”字使用了三个方向不同的曲笔，与“尉”字的曲笔恰好形成呼应，而下面的“陵”“印”二字主要适用方笔，正是由于这些变化的存在，使得此印在工稳端庄之中不失趣味。整体来看，此印虽平正，但并不板滞，原因在方圆的结合恰到好处，用笔圆转而字法平正，虽不做过多的姿态变化，但整个印面却和谐自然。
弋居丞印 西汉官印。纵23毫米，横23毫米。现藏山东省博物馆。
此印线条细劲匀称，结字严谨端整，四个字平分印面，字与字之间留红较多。“弋”字是笔画较少，印的右上方留出了大块空间，且将横画处理成弧形，两个大的弧笔不仅抢眼，而且很好地缓解了整方印因线条的平直、结构的严整造成的呆板和紧张感。“丞”字两边的斜笔既使得“弋”字的斜笔不显得太过突兀，也使整个印章在端庄静穆中多了几分灵气。同时，“丞”字的上半部分与“印”字的下半部分形体相似，虽均采用方笔，但很好地避免了雷同，事实上这两个部件也形成了呼应，增加了印面的整体感。此印的线条在平直中具有圆韧之特点，特别是“弋”字，使印章静中寓动，为全印增添了自然活泼的气息。
广汉大将军章 西汉晚期银质官印，龟钮。纵23.5毫米，横24毫米。现藏上海博物馆。
广汉为汉的属国，安帝时始置，此印是西汉晚期颁给广汉大将军的官印。《汉书•百官公卿表》：“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武帝元狩四年规定：郡守、都尉、相、内史等比二千石以上的官印封泥，凡五字者皆称“章”；品秩较低的官印则用四字，文称“印”。
此印为西汉时期以小篆入印的代表作品，线条粗壮，圆浑饱满，结体茂密，印文笔画之间的空间极少，接近“满白文”。“广”字与“军”字的半包围结构为两字中间的“大”字营造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大”处理得非常巧妙，即缩短外面的两笔，下半部均留出大片的空间，与印中线条紧密处形成强烈的对比。“将”字转折有力，左部笔画舒展，刚强威武，气势夺人。存世西汉银质将军印章极为少见，明甘旸《印章集说》中指出，银印“文柔而无锋，刻则腻刀”，概言凿刻时的走刀之感。
(本文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书法篆刻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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