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雨凄风聊旧话光天霁月展新程 —— 张伯驹、郑诵先与新中国书法保护

　　张伯驹，“民国四公子”之一，其出身贵胄却苦乐参半，其传奇一生也本色一生。刘海粟对张伯驹有过精当的评价，他说：“张伯驹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此话算是恰如其分、盖棺定论之语。作为一代勇立潮头的文化翘楚，他在书画鉴藏、诗词掌故、戏曲鉴赏等方面都造诣精深、成就卓然；在戏曲实践和书法领域有着保护、组建和弘扬之功，至今依然具有文化丰碑的垂范意义。
　　2018年正值张伯驹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学界也从不同侧面尤其在收藏与捐赠方面进行了回顾与缅怀。本文拟从张伯驹对书法事业的保护谈起，特别是他与同道倡导并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书法组织——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而这一具有前瞻意义的机构的确立，张伯驹功不可没，且不该被历史淡忘。
　　提到这一书法机构的落实和得以可持续发展，就不能不提张伯驹的同道老友和得力助手郑诵先。与张伯驹的涉猎广泛和名声远扬相比，郑诵先显得颇为“专一”，他是以“章草大家”为公认“名片”的。其实郑诵先与张伯驹早年有着相似的政界和金融的工作经历，有着他们共同的朋友张学良，更有着多年相互赏识和信任的惜惜情谊，所以在一九五六年成立北京书社时，张伯驹立即写信给天津的郑诵先，请他来京主持书社的日常工作。郑诵先欣然应允，赴京就职，一做便是十年，直至一九六六年“文革”伊始，书社无疾而终。可以说是以弘扬中国书法为己任的共同情怀让性格不同、专长有别的同道成就了一项历史性工程，并影响深远、延续至今。
　　本文分别从“张伯驹与中国书法”和“郑诵先与中国书法”论起，旨在阐述二人既不同侧重、各有所长又不可或缺、相得益彰地共铸书法事业的重要贡献，让喧嚣热闹的当今书坛多一些回望历史、景仰前贤的沉淀。文中第三部分将阐述二人的共性与差异以及他们对新中国书法保护的互补性，同时也由如何评价张伯驹“鸟羽体”书法引发出相关思考，即对文化名人应多一些客观平实的认识，而非陷入“名人必全能”的神化误区。

一　张伯驹与中国书法

张伯驹像

　　张伯驹（一八九八——一九八二）是一位二十世纪最早用行动甚至不惜生命代价来践行“非遗”保护的文化名人。有关他曲折坎坷的收藏经历已有多人撰写和多部不同侧重的著述存世，这些传记性的专著大多着墨凸显了张伯驹襟怀坦荡超逸、性情慷慨率真的名士品格与君子风范，本文不再赘述相似内容。仅就书法收藏而言，张伯驹功莫大焉。他曾在《丛碧书画录》中写道：“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张伯驹怀揣着“予所收蓄，永存吾土”的赤子之心倾囊收购了陆机的《平复帖》，并辗转颠沛、保存完好地无偿捐献给国家。正如一九五六年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亲笔签发褒奖状上所言：“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书法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这是何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义举。凡此都凸显出张伯驹对抢救和保护中国书法的卓越贡献。可以说，张伯驹“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之品质的可贵，堪比他所捐赠的国宝的珍贵。

张伯驹与夫人潘素

　　众所周知，张伯驹曾倾尽毕生财力从事收藏。他在《丛碧书画录》中将自己收藏的一百一十七件书画珍品收录其中。他有着“大收藏家”之美誉，这个“大”不仅喻示着其藏品丰富，更蕴含着其“收而不藏”“化私为公”的“大我”精神，而这种“大我”精神和行为会影响并激励着更多收藏人的效仿跟随，使更多的艺术珍品有更科学的保护和更长远的归宿。同理，在这个层面上说，张伯驹作为“大书法家”也不为过。
　　除抢救并捐赠了这些真迹绝品之外，张伯驹对中国书法的另一重大贡献便是积极倡导并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书法组织——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让更多的人参与和传播着书法艺术。

溥雪斋书法北京画院藏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成立，并请德高望重的清末翰林陈云诰任社长，张伯驹和资深的徐石雪、溥雪斋任副社长，办公地点就在北京什刹海南沿二六号的张伯驹家中。考虑到书社成立之初日常工作的需要，张伯驹立即写信给郑诵先。据郑诵先之子郑必达回忆：“一九五六年，已是六十三岁的先父忽得张伯驹来函，邀请他去北京，担任由张伯驹创办的‘中国书法研究社’的秘书之职。伯驹先生与先父系多年挚友，相知久矣。他筹组了‘中国书法研究社’，得知先父退休在津闲居，当即专函邀请相帮。先父一生研习书法，虽退休每日仍临习不辍。既得悉北京成立‘中国书法研究社’，当然欣喜万分，认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弘扬祖国书法艺术的大好时机，自己能参加工作亦可略有贡献。当即欣然应允，旋即启程赴京。”正是张伯驹的知人善任以及他与郑诵先的一拍即合，二人同心协力地为书法事业的普及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尽管张伯驹主导书社工作仅仅一年，便不得不因被错划成“右派”而停止工作，之后又被安排去了吉林。而书社这奠基的第一年非常关键，在物质匮乏、条件简陋时期，书社的办公地点就在张伯驹家中，大事小情都在他家中运筹协商，只有大爱书法的人才能有如此的容量；另外在书社举办的展览和书法比赛中，张伯驹都是个人出资提供奖品。据家父梁志斌回忆说，他五十年代参加过中学生书法比赛，曾得过一支毛笔作为奖品，这对青衿学子而言，是莫大的鼓励。

张伯驹莺啼石铄七言联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张伯驹作为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视察故宫博物院，并提出了七项内容详实的建议，其中涉及继承和发扬中国书法艺术的，便是建议故宫设立铭刻墨迹馆，并早日组织法书、名画的复制与编辑出版刊物，以适应各地研究参考。张伯驹认为“故宫是具有国际意义的全国最大的博物馆”，这一大格局观恰好反应出张伯驹的大视野和胸襟，他是文化发展战略中颇具帅才的“领袖”人物。
　　一九五七年，陈毅看过北京书法研究社在北海举办的明清和现代书展后，特请张伯驹面叙，极力称赞张伯驹为保护国家文物所做出的贡献，并说：“你们的展览我看过了，很丰富，很珍贵。你的词我也看到了，很有北宋风度。”陈毅的直爽、诚恳、蔼然可亲大大激发了张伯驹为新中国贡献后半生的积极性。但一九五七年的运动袭来，张伯驹未能幸免。他的赤子之心无处可安，虽然他在书社等工作全面被停，但收获了与陈毅元帅肝胆相照的相知与真情义……
　　如果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号入座的话，张伯驹属于前者，他为保护和弘扬书法事业所做出的流传有序的巨大贡献，远远超出了他个人书法技法上的造诣，他的价值和作用无可替代。所以说，张伯驹是大道意义上的大书法人，而非技法精湛的书法大家。对于张伯驹本人笔下的“鸟羽体”，见仁见智。关于如何看待名人书法的问题，本文将在第三部分专门谈及。

张伯驹对联

　　二十世纪以来的各种运动不断冲击着传统文化的沉静和幽谧，而植根于心底的文化遗存却并未被撼动。张伯驹始终属于传统中的现代人，现代中的传统人。他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尽管所处环境及交际网络多遗老宿儒，但他自身绝无酸腐暮气，更无纨绔脂粉气；尽管来往不乏社会名流和戏曲名伶，而无沾染浮华气梨园气。他博学多艺、坦荡超逸且慷慨率真，所言的“大仁大义”在张伯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张伯驹的独特还体现在他古典与现代的结合上。张伯驹的古典诗词，今天读来，那温润的词语与旷达的情怀，岂不正是当下所需的净化心灵的精神养分么？不正是急功近利和琐碎粗糙的生活中的提升和寄托么？所谓的“快我诗书画，劳人柴米油”不正是无奈生活与精神世界从无奈到有趣的真实写照么？
　　沧海桑田近卅年。一九八〇年，张伯驹已成耄耋老人。然而百废待兴之际，他对传统文化的痴心不减，依然老骥伏枥，不遗余力，继续牵头组织文化活动。是年，北京中山书画社成立，张伯驹德高望重，担任社长，并身体力行于书画社的组建工作。一位书画社最初的工作人员曾说：“张老虽然年迈，可他还是亲自处理书画社的具体事务，很多人加入书画社就是仰慕张老的名望和人品。”由此可见张伯驹无可替代的威望、价值和影响力。一九八一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张伯驹担任名誉理事。他从一九五六年组建新中国第一个书法组织，到一九八一年任职于中国书法家协会，张伯驹为中国书法事业的保护与弘扬，可谓鞠躬尽瘁，可敬可佩。

二　郑诵先与中国书法

　　与张伯驹跌宕起伏、命运多舛的的经历相比，郑诵先的相对“平稳”和“专注”更适合主持北京书法研究社的大量繁杂工作，更能可持续且具体而微地成就这项“系统工程”，更能最大化地落实普及和弘扬书法艺术，培养书法后备人才，因此郑诵先对中国书法的贡献也同样功不可没，只是他与张伯驹的角色不同，二人缺一不可。

郑诵先自书诗

　　郑诵先（一八九三——一九七六）长张伯驹五岁，四川富顺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平生喜好读书，精研文史，擅长诗词骈文，书法功底扎实，毕生临池不辍，喜作章草，“衰年变法”后将汉碑及“二爨”的笔意融贯于章草之中，形成了古朴凝重、苍莽浑厚的自家风貌。一生经历了政界、金融和书法三个领域，与张伯驹多有交集。
　　郑诵先对中国书法的贡献宏观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他全力以赴地为书社奉献着自己的大爱和全部精力，鼎力支撑着张伯驹委以的重托及一批宿儒同道因各种遭际而未尽的书法事业，在郑诵先操持下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举措，可谓泽被后世，功德无量；二是在结束十年书社工作后，郑诵先已届七十三岁。但他在书法创作中壮心不已，力求衰年变法，在书法实践中将章草与今草融为一体，开创了章草新面貌，有着“南王北郑”的书法高度和地位。遗憾的是，郑诵先去世于一九七六年，后世对他的重视和研究还远远不够。殊不知当年以北京书社名义出版的后来几度再版的《怎样学习书法》和《各种书法源流浅说》两书，正是郑诵先悉心执笔的公益无私的永存。除此深入浅出法的专著外，还有一九八八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郑诵先书法选》和一九九八年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的《郑诵先书法集》存世。
　　一九五六年，新中国第一个书法组织成立时，社长陈云诰年事已高，对书社的具体工作难以事必躬亲，类似于顾问性质；张伯驹在书社成立的第二年即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而停止工作，因此书社大量的事务性工作都由郑诵先来承担。为便于工作，郑诵先到京后即寄居在张伯驹家中办公。后几经变迁，书社改属北京市文化局，社址也迁至六部口文化局内，郑诵先亦迁居至和平门内西中胡同三十六号。

郑诵先自书诗

　　在书社工作的十年间，郑诵先主持落实了三方面重要工作：

　　(一)书法图书的出版

　　郑诵先以书社的名义，执笔撰写了《怎样学习书法》和《各种书法源流浅说》，稿酬分文不取，留在书社以备日常支出。这两本深入浅出的书法普及读物，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反响，让无数书法爱好者得到切实的指导，因供不应求而几度再版。一九七六年由香港再版并向日本、东南亚发行，影响深远，至今读来依然令人受益匪浅；郑诵先在书社工作期间还编写了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等楷书四家字帖，供学书者参照研习；另外以自己擅长的章草书体撰写毛泽东诗词，供书法爱好者临摹学习，并在《光明日报》发表《书法艺术和艺术性》等文，为新中国书法事业的普及和弘扬做了大量而细致的工作。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展出了陈云诰、陈半丁、溥雪斋、沈尹默、郑诵先、郭风惠、王传恭、陈文无等十位书家的作品。一九六三年暮春，一个以毛泽东诗词为专题、由当时在京的知名书家参与的重要笔会在北海公园仿膳举行。郑诵先组织书社的诸多书家出席，郑诵先写的是《浪淘沙·北戴河》，其作品也被选中制成当时最为精美的书签，发行全国。

　　(二)开书法电视讲座之先河

　　一九六四年，郑诵先组织溥雪斋、郭风惠、刘博琴、康伯藩等几位书社成员在中央电视台举办书法讲座，分别就各种书体进行讲解和示范，首开了电视书法教育之先河，并定期在北京市文化馆、少年宫等地普及书法教育，为传播书法艺术做了大量的脚踏实地的基础性工作。目前不少中年书家就是由此启蒙而成长起来的。当年北京书社年轻的成员如启功、刘炳森等也都成为当代书法界的重要人物。启功曾问学于张伯驹、溥雪斋、郑诵先、郭风惠等前辈，得到过他们不同领域的指导和奖掖；刘炳森的书法也得益于何二水、宁斧成等人的精心培养，刘炳森有诗记录：“书社当年二小童，今朝忽已半成翁……厉雨凄风聊旧话，光天霁月展新程”；当代梁志斌、张书范、谷谿、卜希旸等“老书家”（按年龄为序），虽然各有所长、风格迥异，但他们均师从郭风惠；梁志斌、谷谿等也是郑诵先的入室弟子；苏士澍、王镛等当代名家也都是当年书社成员刘博琴的学生；赵家熹、冯大彪等均为当年书社成员康伯藩的亲传弟子，类似的师承关系不胜枚举，这不能不算是当年书社对当代书坛的内在渊源联系和直接影响。

　　(三)书法展览及中日书法交流

　　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六年，书社在这存在的十年间多次举办书法展览，以为普及和提高书法艺术创造条件。这些展览既有古人书法展，也有现代作品展；既有北京地区书法展，也有全国优秀作品展，并举行座谈会交流学习书法的心得体会，使当时书法艺术界的学术气氛极为活跃，乃至影响到全国。
　　书社存在期间，中日两国还不曾有畅通的外交渠道，此时的书法交流对双方而言就显得尤为重要，北京书社便肩负起这一特殊的历史使命。从书社成立的第二年起，也就是一九五七年，“中国书法展览”首次在日本东京举行，一九五八年“日本书道展”在北京北海公园开幕。之后的书展几乎都是你来我往的对等形式的展出，共举行过八次展览。最后一次是一九六六年“文革”前的“中国现代书法展览”。此展在东京举行，书法作品达一百余件。与首次展出的五十五件相比，在数量上几乎增加了一倍，参展作者也不仅仅拘泥于首都的名家。这不能不说是书社的影响力及组织者多方努力的结果。郑诵先作为中日书法交流的中方主要人物和书社秘书，承担着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那时的办展条件无法与今天相比，其付出的心力可想而知。在向全国征集作品、聘请专家、遴选作品、培训作者等重要环节上，力求风格、流派多样，评选公开、公正，可以说它代表了当时书坛的最高水准，也相对具有全国书法的权威性。在日本东京等地举办的“现代中国书道展”，因参展作品水平之高而深受日本书法界的好评，日方将中方作品汇集成册影印出版。郑诵先参展的作品是《忆秦峨·娄山关》(毛泽东诗词)。作为组织者和参展者，他为传扬中国书法做出了重要贡献。
　　郑诵先曾于北京书社举办的中日书道交流期间，在一次会见日本书法代表团时，对两国的书法状况有过一段生动的论述，大意是：“中国之书法，如浩瀚之大海，取之一勺，不减其少；增之一勺，不加其多……”既暗示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又含蓄智慧地规劝了某些妄自尊大的日本书家。而郑诵先本人以自己崇高的人格力量和对书法事业的公益精神，借助张伯驹主倡并提供张家为书社办公地点的平台，不遗余力地为普及和弘扬书法事业无私奉献着，与诸多同道支撑了十年的新中国书法繁荣期，它的模式和内在师承关系，直接影响和示范着一九八一年成立的中国书法家协会。北京书社作为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书法组织，首先从美术组织中独立出来，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分离”。该书社成立五年后，也就是一九六一年，上海成立了书法篆刻研究会，沈尹默任会长。之后，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市也纷纷成立了书法篆刻研究会，为后来成立的中国书法家协会提供了机构的雏形以及可行性的经验。
　　“文革”初期，北京书社不得不无疾而终，但书社十年来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历史贡献是不该遗忘的，尤其对于主持日常事务工作的郑诵先来说，更是可圈可点。他一贯秉承的无私奉献、不计名利的贤者风范，已融入到他高古大气、圆劲厚重的章草之中，与他执笔撰写的书法著作一同留给了后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郑诵先的文化自信是以弘扬和普及书法艺术为己任的，颇具公益精神。这在他的同侪书友中独树一帜，别有风范。例如吴玉如的文化自信是以隐逸的形式示人，始终维护着自己心目中书法艺术的纯正与高雅，不肯从俗；而郭风惠则阴差阳错地挣扎在生存或生计的困境中，即使眼高手高心气也高的他，也不得不迁就于无奈的生活。

郑诵先书李白诗

除对书社的工作倾尽心力之外，郑诵先个人的书法造诣也不同凡响、卓然成家。他早年写柳公权楷书，对“二王”草书也多有研习，晚年喜作章草，将汉碑及“二爨”融贯于章草之中，并参以今草笔意，结体多取横势，圆劲而厚重。观之比章草多流畅飞动之趣，较今草多古朴雄劲之势，形成了风神高古、凝重雄浑的个人风貌，为明清以后日趋衰微的章草艺术注入了新的生机。
　　从书法史的角度看，郑诵先对中国书法的贡献是打破了章草自古以来字字独立、互不连绵的金科玉律。他的书法取法纯正高远，自索靖法帖入手，上溯西汉黄门令史游等，继而学赵雪松、宋仲温等。有宋氏用笔遒利、结字严谨，风格爽健的特点，并融入今草，加之自身沉实朴厚的气质风格，互为兼容，独辟新格，所以郑诵先书法兼具章草的古雅和今草的潇洒，晚年达到了“心手双畅、人书俱老”的创作佳境。正如他的学生梁志斌赋诗所云：“书论渊博章草奇，晚年兼写爨家碑。终归平正而淳厚，无法浑如有法时。”这正是对郑诵先书法艺术的概括总结。据梁志斌回忆说，郑先生晚年站立不便，坐着写字时仍然悬肘执笔，行笔舒缓而稳健，笔直锋正，含蓄圆劲，古朴沉实，兼有纵逸飞动之势。梁志斌感慨说，今生有幸亲眼目睹过草书大家的用笔风神，令他受益终生。
　　郑诵先卓然成为书法大家的关键点在于他勇于探索，衰年变法，尤其是《爨宝子》笔法，横划两端上扬，曲意夸张，富于张力，用实践诠释出孙过庭所言“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的艺术效果。郑诵先在自身书法创作中的“独善其身”和主持书社繁杂工作的“兼济天下”，都凸显出郑诵先作为一代书法大家的全面素质、能力、品性和风范，他是名副其实的字如其人。这对今天的书法从业者而言，依然具有榜样的价值和作用。

三　关于二人的共性与差异及相关思考

　　张伯驹与郑诵先能合作共事，各尽所长，成就一番书法事业，二人有着共同点：
　　首先，二人都有着心田美好、情愫深醇的君子品性，更有着危难中方寸不乱、困苦中勇气不失的大家风范。他们年轻时富贵时不骄躁，晚年逆境时、贫困时能安然，都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大家。张伯驹一生中跌宕曲折的传奇经历，已为大众熟知，此处不再重述；而郑诵先的经历鲜为人知，他在逆境中也从不绝望，意志坚韧。例如一九六三年在书社工作期间，手臂不慎骨折，但仍坚持日常工作并执笔写书，曾作《病后偶成》一首：“折臂三公未可期，先教孤掌感支离。脚跟不定身无主，头目将倾手自支。伏枥竟成伤蹶块，挥毫依旧写游丝。为营玉局编书史，七十犹堪趁晚曦。”“书史”指的是《各种书法源流浅说》，当时正在写作中。写游丝，趁晚曦，尽管生活困顿，衰老身躯，但陋室之内，唯吾德馨，那是无比丰富的精神世界。据梁志斌回忆，郑先生开朗达观，“文革”期间街道让他看自行车，他曾对梁志斌说：“过去出门坐汽车，现在看自行车，没什么大不了的！”郑先生面对困境，一笑了之，泰然处之。张伯驹和郑诵先都是文质双全的人物，他们温柔敦厚中有股劲道，既是光风霁月、元气淋漓；又是历尽沧桑、百折不回，那是永生不颓的精神力量。凡此相似共性，才会让英雄相惜、同心协力，共铸宏业，沾灌后学。

张伯驹梅花图

　　其次，二人对青年人的态度也是见证大家风范的明鉴。例如张伯驹对周汝昌的帮助，对冯其庸的帮助，对启功的帮助，甚至对当时的学子梁志斌的鼓励都彰显出一代大家的长者风范，让年轻人如沐春风，受益终生。据梁志斌回忆，一九七三年郭风惠师去世后，秦仲文师担心梁失去了诗词老师，就主动引荐梁志斌拜访张伯驹。当时秦仲文已行走困难，就坐在轮椅上由秦孙继曾推着一同访问张伯驹。张伯驹见梁志斌诗书习作后，拿出自己的一本《丛碧词》签上“志斌诗家存，张伯驹”。一位年轻人能得到两位前辈大家的如此爱护和鼓励，乃一生之幸事也。一九七九年曾有一位大三学生给年过八旬的张伯驹写信请教书法问题，张伯驹详尽回复，“而且是用毛笔写满了三张毛边纸，这当中闪烁着的不光是张先生的睿知灼见及书法上精湛的技艺，而且也显现了张老先生平易近人的高尚品德。因此，我将此信视为珍宝而收藏至今”。
　　郑诵先亦然，对青年人有求必应，来信必回，对求字者从不计较是否送礼，一概答应，甚至有时会当面写完拿走。对此，学生梁志斌颇有感触。他说，当时生活拮据，一直也没给郑先生买过任何礼物，但郑先生从不看中这些，尽显一位长者风范。更为难得的是“他午饭后只坐在藤椅上打盹，劝他上床休息时，他却很严肃地说：‘在藤椅上体息，有人敲门时可立即起来开门，若在床上睡着了，或听不见敲门声，或虽听见时也爬不起来，客人认为我不在家就会走了。’家人劝他休息，说‘很多老人都在门前贴有接待时间，您为什么不贴一张呢？’他说：‘我的朋友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他们到北京出差，抽时间来看我很不容易，遇我休息见不到，岂不白跑？我多休息少休息一会儿无所谓。’所以他的客人自早至晚川流不息，源源不断。有时同时来了好几位客……”也许这种“没架子”的行为在今天看来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了，但当时这样平等亲和、诲人不倦的师长不仅仅是张伯驹和郑诵先，此是那代长者令人尊敬的常态化的风范，是能够成就公益事业的基本素质，是现在太多的身为人师或好为人师者参鉴与学习的楷范。
　　据郑诵先孙女郑欣力回忆，“他（郑诵先）曾为我表兄夏青哥哥所写《岳阳楼记》和《桃花源记》的白话译文，尤叫人爱不释手。字好不说，语体明白晓畅，自然优雅，亲切怡人，相比之下，我们课本里的译文实在差之千里。我就想，一个中国孩子，若能在这样的语体里学习汉语运用汉语，该会长成怎样一种心怀？温柔敦厚，文质彬彬，实可期望。”如今又何尝不是呢？倘若以这样的示范循循善诱、润物无声、从长计议、内外兼修的话，怎么会变得功利和浮躁呢？
　　据梁志斌回忆，他与郑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七六唐山大地震的第二天上午。震后的早晨，梁志斌安顿好一家老小，便去看望他的几位老师，按线路方便，先后看望了王雪涛、秦仲文遗孀和郑诵先。邻居说郑先生在北京月坛小学里避震。操场上，郑先生坐着轮椅，由其孙女陪着，他见梁志斌前来看望，很是感动，说道：“志斌，快回去照顾家人吧，我这里还好。”不久便得知郑先生因躲避地震到了南方，因突发脑溢血去世。没想到那次的师生见面竟成了永别。
　　当然张伯驹和郑诵先二人也有不同，恰恰因为有所不同才能取长补短、各尽所能；才能齐心协力，相得益彰。
　　（一）相对而言，张伯驹更是活动家，他的贵胄出身、他的广博见识、他的广泛爱好、他的格局气度都注定他不可能拘泥于处理某些具体事物上，他更是勇立潮头的领衔人。从前面引用刘海粟评价张伯驹的文字里，便可得知“书画鉴赏、诗词、戏曲和书法”的排序，正是公认的张伯驹对国家贡献和个人成就的综合排序，是恰如其分的客观评价，当然也不能绝对化和孤立化。本文论及的“张伯驹与中国书法”侧重的是他在书法捐赠、书法组织、书法建设等“形而上”层面的杰出贡献与独特价值。

晋陆机平复帖故宫博物院藏

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也许“书画鉴赏”是最代表张伯驹身份、贡献和影响力的“标签”。对于张伯驹来说“生命可轻，至宝为重”，他为购得和保护书画绝品的曲折经历足以令人膛目而可歌可泣，因此他为收藏过的每一件心爱之物，总会起个别名或堂号，请心仪的篆刻家镌刻印章，或钤印于藏品一角，或自用于书画作品，以表达他难以抑制的欣喜之情和留念之意。因为收藏过展子虔的《游春图》，张伯驹的那所康熙年间的老宅院便有了“展春园”的斋号；因得到了唐代杜牧的《张好好诗卷》，他也有了“好好先生”的雅号；而“平复堂印”则来自于陆机的《平复帖》……凡此种种，都充分展现出张伯驹是个纯粹的文人雅士。他曾自言：“予生逢乱世，恨少读书，三十而后，嗜书画成痴。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尤事收蓄。”他认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作为现代人的张伯驹，其文化理念和选择，并非是落伍或不合时流的，他的收藏观颇具前瞻性。西方豪门素有将财产捐献社会的传统，钱财捐给基金会或慈善机构，文物捐给博物馆。而张伯驹的这些善行义举恰恰说明他是超前的文明人，是自然本真的中西合璧的现代人，是值得后人作为楷式来研究的一座文化丰碑。

1951年，张伯驹在京剧《阳平关》中饰黄忠

　　“诗词”是最彰显张伯驹才华的“主业”，张伯驹天资聪颖，九岁能诗，有神童之誉。三十岁写词，一生痴心文艺，颇有雅士风流、才华横溢；一世醉心古物，唯具慧眼识金，目光如炬。张伯驹曾自撰《春游纪梦》，书中收编了其六部著述，分别为《春游纪梦》《丛碧书画录》《丛碧词话》《续洪宪纪事补注》《红毹纪梦诗注》《京剧音韵》等，可以看到张伯驹在书画鉴赏、诗词创作和戏曲方面的真知灼见。他在诗词楹联嵌语方面才华横溢，其中，词人身份是他最为突出的一张名片。在民国词坛，张伯驹与袁寒云一度齐名，被称为“中州有二云，词坛两俊人”。他的词有着“南唐之骨，北宋之神的”高雅风致，在当时除沈祖棻等人外，罕有其匹，一时有“南沈北张、双峰并峙”之誉。此外，他的词论也极有见地。周汝昌算是当代最理解张伯驹词学造诣的学者之一，他在《张伯驹先生词集序》中赞言：“伯驹先生的词，风致高而不俗，气味醇而不薄之外，更得一‘整’字，何谓整，本是人工填作也，而竟似天成，非无一二草率也，然终无败笔。此盖天赋与功力，至厚至深，故非扭捏堆垛，败网百出者所能望其万一。”作为词人，张伯驹作品等量其身，其一生著有《丛碧词》《春游词》《无名词》《续断词》等多部词集，词风清新自然而情深味厚，佳句可与欧阳修比肩，雅致媲美晏小山，属婉约一派，醇雅而直率，如《春游词》开篇《浣溪沙·将有鸡塞之行，题秋风别意图》一组的前三首，右派后被谪至吉林所作：“野草闲花半夕阳，旧时人散郁金堂。如今只剩燕双双。明月仍留桃叶渡，春风不过牡丹江。夜来有梦怕还乡。”“马后马前判暖寒，一重关似百重关。雪花飞不到长安。极目塞榆连渤海，回头亭杏望燕山。归心争羡雁先还。”“自把金尊劝酒频，骊歌一曲镇销魂。回思万事乱纷纷。镜里相看仍故我，人间那信有长春。柳绵如雪对朝云。”从长春回京旧居感慨所作：“去后寒斋案积尘，庭除依是雪如银。小梅憔悴可怜人。半笑半啼应有恨，一花一蕊不成春。那堪吹笛为招魂。”《回京》的前两首：“小巷依稀认旧门，蛛丝萦槛案堆尘。萧萧梧竹易黄昏。风扫壁琴弦断轸，泥封厨甕酒空尊。不知客是主人身。”“春事不曾到客边，归来已是雁时天。小庭秋意淡如烟。虫语悲吟中夜后，蝉声梦醒廿年前。一回回忆一悽然。”
　　“戏曲”也是张伯驹最见痴心的“玩票”，他对戏曲的贡献不在书法事业以下（相关文章很多，本文不拟展开论述），凡此痴迷与努力，都如张伯驹自己所言“吾生平不喜实过其名于仕禄之途，处之尤为淡漠。雅志所存，惟欲延中国艺文一线不坠耳……”
　　（二）郑诵先则不同，他没有张伯驹那么显赫的贵族身份，他是一心向学的刻苦读书人。他天性笃实，为人朴厚，做事严谨，持正守中，自制力强，我们从郑诵先早年的经历便可了解一二。一九一五年，郑诵先二十二岁时在烟酒公卖局任科员，即进入政界，由于他在工作中勤奋努力，才华出众，更兼为人宽厚喜交友，因而深受局长青睐和同事们的推崇。一九一六年除夕夜，郑诵先因故既未返沪也不出游，而是在宿舍伏案习字。适逢局长送客路经窗口看见，对他这种精神深为赞叹，印象极深。公卖局撤消后，局长即将郑诵先推荐给广东官产处任二等科员。一九二七年张学良在北京设军团部，即慕名聘郑诵先为他的秘书。一九二八年张学良返回东北，郑诵先为报张学良知遇之恩，即辞去北京之职，随赴沈阳专任张学良秘书。一九二九年张学良挚友胡若愚出任青岛市市长，而胡身边缺乏能替他支撑局面的干练之才，他征得张学良同意，聘请郑诵先出任青岛市政府秘书。在任时曾替胡若愚为“青岛水族馆”书写门额。此门额六十多年来历经劫难，却依然存在原处，实属不易。后胡若愚又调任北平市市长，郑诵先即随往北平，任市政府秘书长。一九三一年张学良挚友周大文接替胡若愚任北平市市长，仍聘郑诵先任秘书长。一九三四年张学良部下王韬出任天津市市长，因缺乏得力助手而去北平向周大文求贤，周即推荐了郑诵先。王韬与郑诵先素昧平生，而能登门求聘，使郑诵先深感知遇之恩，当即慨然允诺，勉力支持到任后，即将家眷接来津门。这些珍贵的回忆充分佐证了郑诵先为人做事的持正守中和德才兼备，是一个靠得住的合作人。郑诵先丰沛的文采、质朴的性情、高尚的人格、深广的见识，特别是做事又极有能力，这也就不难理解张伯驹成立北京书社后，立即写信请郑诵先来做秘书长之职的原因。郑诵先的为人行事赢得了所有共事人的信任，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另一事例也很能体现郑诵先的做人。初到北京时，书社每月付给他车马费五十元，他认为已够本人生活之需，即函达公私合营银行申请停发每月四十四点一七元的退休金，当时虽然已有补差制度，而他所领的退休金加车马费并未超过退休前所领的薪金；但他坚持认为车马费既然已够生活之需，就不要增加国家负担，故而要求停发。从这小事中亦可看出他一丝不苟的作风和廉简自律的品质。
　　更能说明郑诵先恪守诺言、自制力强却鲜为人知的事例便是他独居了三十四年。郑诵先夫人因积劳成疾，于一九四二年去世，年仅五十岁。郑诵先对夫人感情至深，对夫人侍母至孝、教子有方的付出深为感激，并深表内疚，誓言不再续弦，并信守终生。当时他四十九岁，直至一九七六年去世，独居三十四年。他曾有《除夕》奉和友人：“枕上梦醒情久淡，天涯行遍鬓难青。”他说：“小儿小女，有个后娘很难受。”情久淡，鬓难青，他用后半生的孤独，全心培育孩子，那一扇门从此关上，心无挂碍了。如此深厚的忠贞品性和坚韧的意志品质都是常人难以做到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郑诵先无论为书社做事还是自己作书，都会有着超出他人的诚信可靠和浑厚沉实，因此，张伯驹选择郑诵先主持书社日常工作完全是知人善任之举。
　　张伯驹与郑诵先的共性与差异恰好互补，张之“帅才”恰逢郑之“将才”，他们各施所长、同心协力，可谓珠联璧合，共同为新中国的书法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某种意义上说，张伯驹的“帅才”与郑诵先的“将才”也体现在不同的书法技法的造诣上，如前所述郑诵先的书法成就已卓然成家，在开拓章草新面貌上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当载入中国书法发展史册，恐不为过。张伯驹的书法技法未能达到一些文章所赞誉的高度，如刘叶秋称誉“书兼行草，圆劲挺秀，卓然大家风范”，刘海粟评价“温婉持重，飘逸酣畅，兼而有之，无浮躁藻饰之气”。欧阳中石在张伯驹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时曾有题诗赞誉期诗词书法：“珠玑信手碧丛丛，翰墨随心字字工。曲折高低声入律，从容谈笑自生风”，突出其飘逸脱俗的高远境界。而对于其画作，冯其庸曾赞扬其梅、兰，将其与文徵明、薛素素同比。凡此种种赞誉容易产生误导和歧义，张伯驹作为文化名流，其贡献、其成就、其影响力、其人格魅力都是高山仰止的一代大家，但是不一定或一定不会“名人必全能”。
　　书法是以技法为基础要素的艺术门类，尽管写好书法不仅仅需要技法，更需要文化的支撑和滋养。张伯驹的“鸟羽体”书法独具面目，辨识度高，有文人雅士的风雅之态，他的高妙处更在于他鸟羽体所写出的跋语，那是张伯驹才华的所在。张伯驹同样是而立之年开始收藏、诗词、唱戏和习字的，这里恰恰有个区别，那就是收藏需要他的学识和眼力，还有不可或缺的财力；诗词是需要天赋才情的，是“完全要靠自己的”，张伯驹完全具备；而唱戏练功和临池习字则更赖以“童子功”和“临池不辍”为根基的，都属于实践类艺术活动，都是需要早期扎实底垫的。张伯驹从三十岁以后开始学书和学戏，会受一些不可抗拒的艺术规律之影响的，正如郭风惠论书诗所言：“临池每忆儿时事，习罢诚悬习鲁公。南帖北碑多涉猎，腕中有鬼爱瑗翁。”诗中道出了学书的年龄和涉猎的广泛。而这方面张伯驹是略显欠缺的，但这并不影响张伯驹在戏曲和书法方面的大贡献和影响力，正如前面所言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张伯驹属于前者。

1951年，稊园诗社承泽园重三禊集（前排左二为张伯驹）

　　因此，对于名人在每个领域里的成就要实事求是地认知和评价。夸大其词地“褒奖”也是对历史人物和对艺术标准的双重不负责。本不该神化地要求每一个领域都要达到同等的高度，也不能以某一领域的最高成就为标杆，便美化其他领域都齐头并进、完美如神。诸如某些名人的“无所不能”、某些书家的“各体兼擅”，恐怕都属于有意无意的“不实之词”。殊不知术业有专攻，人各有专长。再者在传统文人眼中，书画乃文化余事，不足专门大写特写，不是如今认知上的书画乃头等大事，因此今人对前名人往往有着言过其实的解读，认为名人的全能是想当然或必然的。例如梅兰芳作为京剧表演艺术大师，其闻名遐迩，当之无愧，但他的书画造诣未能达到宣传和美化的那种高度。一九五六年梅兰芳出访苏联等国，所带书画礼品，都是郭风惠代笔的，郭风惠画完不题款不钤印，由梅兰芳秘书许姬传处理。这方面需要学界引导大众实事求是，还原本真，这才是客观严谨的治学态度，否则失真的传扬，同样属于非主观故意的以讹传讹。凡此事例说明我们的意识和价值判断里有着造假和谎报的积习，由来已久，自然而然，最终或许竟变成了“事实”。
　　回到本文，张伯驹对国家的最大贡献在书画的抢救和捐赠上，而他的最强音则是在诗词成就上，周汝昌在词方面算是张伯驹的知音，周汝昌认为：“如以词人之词而论，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生（指张伯驹）为殿。”这里更多强调的是张伯驹的艺术追求是“神韵”，是纯粹，是干净。张伯驹赞赏清代王渔洋，他说：“王渔洋诗主神韵自然，于词为近。虽非词家，而出语即自然名贵。”为什么张伯驹欣赏王渔洋？因为都是名士风流，都是精神贵族。张伯驹的诗友郭风惠对于王渔洋有过另一种中肯的评价，郭诗云：“渔洋诗韵似华鬘，七宝楼台面面观。可惜平生遭际好，绝无精语到饥寒。”这一评价恰恰可以运用在张伯驹的艺术格调里，似有“不食人间烟火”的散逸与超迈。他的书法风格亦然，取之神韵而非精研古法、临池不辍的习得，它不同于郑诵先的七十年的书法功力。因此，对于张伯驹书法在技法层面上无需过度溢美。
　　在二十世纪跌宕变幻的时代风潮之下，作为文化界的一位勇立潮头、担当道义、化私为公、大爱无疆的非凡人物，张伯驹与时代共命运的传奇经历、痴心不改的民族情怀和无可替代的文化贡献，都值得大书特书、也必将流芳百世。而郑诵先作为持正守中、身体力行的书法守望者，与张伯驹一样、与诸多同侪一道同心协力，共同支撑着新中国书法走过了艰难沉寂的岁月，通过书社十年的辛勤耕耘，底垫了今天书法的基础和规模。他们承前启后的无私奉献和淡泊名利的崇高境界都是值得后人敬佩和学习的。
　　就书法而言，尽管我们今天的书法机构、展览规模、宣传手段、参与人数等各个方面都远远超出了当年书社的规模，规模的壮大或许能说明形式上得到了发展，但是剥去浮夸的外衣，从作品质量、书者学养、敬业精神等内涵层面上看，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的书者远不如前辈做得纯粹和令人钦佩，我们依然没能与群贤的精神境界靠近。因此提高书者的精神层次、文化水平才是提高书艺终极水平的关键。书法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法，这也是我们今天缅怀前辈的现实意义所在。
　　对于张伯驹、郑诵先这样的文化前辈，周汝昌说：“我平生所见到的文化高人很多，这样的人也是少少的。”史树青说：“我们近代没出过这样高的人、有学问的人、有涵养的人。”黄永玉说：“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而今在四月的北京，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张伯驹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展上，这位二十世纪为保护民族文化居功至伟的传奇人物又一次回到了国人眼前……

（本文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课题《二十世纪北京文人书画家研究》中期成果论文，立项号：201612129）

（期刊责编：李向阳)
（网站责编：简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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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雨凄风聊旧话 光天霁月展新程 —— 张伯驹、郑诵先与新中国书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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