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熙载夜宴图》的断代考订 - 荣宝斋　官方网站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韩熙载夜宴图》(以下简称《夜宴图》)是传为五代南唐顾闳中的作品，纵二十八点七厘米，横三百三十五点五厘米，为设色绢本手卷。其重要性在于画面中丰富的人物、家具、器用等图像，为古代服饰、乐舞、礼仪和家具的研究起到重要参考作用。
　　但是对《夜宴图》的创作时代的判断目前还没有完全达成一致，本文将梳理已知的较为重要的对《夜宴图》断代的研究，结合史实，推断《夜宴图》最有可能是北宋徽宗时代的画院画家南渡临安之后在没有原本的情况下再创作的作品，同时在宋高宗到宋理宗之间被赏赐给权臣史浩或其子史弥远，并流传至今。不当之处，请方家斧正。

一　《夜宴图》概况

《韩熙载夜宴图》，故宫博物院藏

　　《夜宴图》是我国古代书画中的重要作品，张葱玉先生认为“评古画当首人物风俗”，而《夜宴图》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及李公麟的《五马图》被他评为鼎足而三立的巨迹。
　　《夜宴图》从右到左分为“听乐”“观舞”“休息”“清吹”及“宴散”等五个场景，表现的是南唐后主李煜时期的韩熙载开夜宴、蓄歌伎、荒纵嬉游的场面。作品中没有落款，卷首题识为“夜宴图”，书写者为明初参与《永乐大典》编修的程南云，前隔水处题写在宋代花绫上的残文中有“熙载风流清……”跋文中有对韩熙载行实的介绍，综合这些信息，将本卷题名定为《韩熙载夜宴图》。
　　对于作者是顾闳中的认定源于著录中的描述，《夜宴图》最早著录于元代汤垕的《古今画鉴》：“李后主命周文矩、顾闳中图‘韩熙载夜宴’图。余见周画二本，至京师见闳中笔，与周事迹稍异，有史魏王浩题字，并绍兴印，虽非文房清玩，亦可为淫乐之戒耳。”说明汤垕见过的顾闳中本上有史浩题字和“绍兴”印(为“绍勋”之误)，史浩的题字是否是前隔水上有缺的题字不能确认，但卷末的“绍勋”葫芦印与故宫博物院的《夜宴图》版本相合。从本著录开始，故宫博物院本的《夜宴图》被归于五代顾闳中的名下。至于汤垕为何知道此本为顾闳中的作品则并未表明。《夜宴图》之后著录在成书于乾隆十年(一七四五)的《石渠宝笈》初编，在此著录中，正式将其列在顾闳中的名下。
　　顾闳中(九一〇——九八〇)，江南人，事伪主李氏为待诏。其作品在北宋流传有据的只有五件。据《宣和画谱》记载：“(李煜)乃命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上之。故世有《夜宴图》。”宣和御府藏有五件顾闳中的作品，《明皇击梧桐图》四，《韩熙载夜宴图》一。
　　在顾闳中完成《夜宴图》后的九七五年，宋军破南唐，奉宋太宗旨将南唐内府的图籍、书画运抵北宋，其中包括本件作品。一一二〇年，由宋徽宗主持编撰的《宜和画谱》将它著录其中，因此也可以推断，顾闳中的真迹上应有“宜和”印记，所以《夜宴图》不大可能是顾闳中的原作。事实上，从清初孙承泽(一五九三——一六七六)开始便对这幅画的创作年代产生怀疑，他在《庚子销夏记》中说此画“大约南宋院中人笔”。
　　关于《夜宴图》的创作时间，国内的书画鉴定专家如徐邦达、启功、谢稚柳、傅熹年、沈从文、余辉等都纷纷在各自的文章中表达了对本件作品断代的意见，但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结论。鉴于《夜宴图》在书画史的重要地位且涉及多个门类，诸如绘画史、服饰史、家具史、舞蹈史、礼仪史、器用史等诸多方面，它起到断代标准件的作用，因此，对其进行断代、鉴定就显得非常重要。

　　综合目前学者们对《夜宴图》的断代分析，笔者将各家的鉴定要点拆解为：构图、笔墨、用色、题跋、服饰、妆饰、家具、器用、乐舞礼仪、印鉴、著录文献、绘画材料，从多本对比、类似作品对比等多个方面展开对作品的分析(见表一)。
　　由于《夜宴图》画面出现的服饰、家具等多处不符合五代时期的特点，所以完成时代“不在五代”基本成为各家的共识。断代的重点在于需要确认具体是在北宋还是南宋，或者更为准确的时间。以下笔者结合学者的观点将《夜宴图》的断代梳理如下。

二　构图

　　《夜宴图》的构图所体现出的时代特点应分为两个层次。

　　(一)屏风画、床围画的构图

图一《夜宴图》“听乐”场景中的屏风画和床围画

　　对《夜宴图》中的屏风画和床围画的时代特点分析是各家断代分析的重点，因为其中多次出现山水画(见图一)，为以其构图风格进行断代提供了依据。
　　徐邦达先生认为屏风上的山水画已接近南宋人马远的构图，但在五代中从未见过，傅熹年先生认为图一的床围画是典型的马远、夏圭的“一角”“半边”式构图，绝非五代时画风，以此证明此图是南宋中后期的摹本，不是五代时的原作。笔者对通过床围画和屏风画来判定作品不是五代时期的创作的观点没有疑义，但是对于直接断代到“马夏”时期则不能同意。

与《夜宴图》中屏风画和床围画构图相似的郭熙作品《窠石平远图》和《树色平远图》局部

　　图二的两个画面都符合常做平远之景的北宋郭熙的风格，完全能够找到对应构图的作品。从北宋巨障式的全景构图，到南宋半边、一角式的构图有个发展的过程，《夜宴图》屏风、床围画中的山水画构图体现的是一种中间状态。

图三《夜宴图》中仕女所持扇面画与宋徽宗《腊梅山禽图》对比

　　余辉先生则以图中仕女所持纨扇上绘制的梅、石纯系南宋马远的“马一角”构图程式来说明作品完成于南宋，但是我们可以从宋徽宗的《腊梅山禽图》中得出北宋后期也有类似构图的结论(见图三)。

　　(二)整体构图

　　目前各位学者对画面的整体构图分析不多，经常提到的作为类比的《女孝经图》在整体构图上采用早期常见的诗文隔断，即绘画对应诗文的形式，与《夜宴图》并没有很大的相似度。而《夜宴图》采用屏风巧妙地作为间隔，目前见到的宋代及之前的图像上，巧妙联结分段场景构图的作品有南宋牟益的《捣衣图》。《夜宴图》的构图有较为成熟的特征，将其判断为五代以前的作品是有依据的，但是难以直接将其断代为北宋还是南宋，或者直接纳入为南宋的作品，尚缺少依据。

三　笔墨

　　笔墨鉴定是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的核心，其内在的逻辑在于两个方面，从时代特点来看，笔墨技巧的发展、演变有其自身的规律；从个人特点来看，每个人对笔墨的使用都包含各自的特点，惯用的笔、墨、纸等工具材料，以及用笔的姿势、力度，或是用墨的焦、湿、浓、淡等个人喜好，都会展现出独特的个体特征。

图四《夜宴图》中“观舞”场景中的韩熙载和“清吹”场景中乐女的形象

　　对《夜宴图》的笔墨部分的考订，主要体现在人物的绘制水平上（见图四)。
　　作品中人物工细的画风是五代时期的画家所不具备的，从人物铁线描的水准以及树法、山石皴法等笔墨来看，只有达到北宋绘画巅峰水平的徽宗宣和画院的画家，才具备这样的水准。从床围画上花卉的笔墨来看，水墨没骨花卉呈现了北宋晚期以后的特点，传世作品有宋徽宗的《枇杷山鸟图》可资参考。

四　用色

图五《夜宴图》中提取的各个部分的用色情况

　　对绘画中用色的分析在书画鉴定中属于不太常用的方法，但笔者认为，每个时代、每位画家的用色都有各自的特点，对于颜色材料的获取及配色往往具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和个人特征，亦是鉴定时需要关注的要点。余辉先生认为五代卷轴画的色彩没有那么丰富的观点是可以采信的，因为《夜宴图》从用色、敷色的水准来看，五代时期确实难以达到；入宋之后画院繁荣，绘画水平长足发展，才能达到此件作品的水平（见图五)。

五　题跋

　　中国画的题跋，对于理解作品、确定作品的时代和记录画作的流传经过都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夜宴图》尾跋上佚名的长篇跋文为确定画中人物的身份起到关键作用。元代著名的美术鉴赏家汤垕在《画鉴》中提到史浩(一一〇六——一一九四)的题字，他认定史浩的题字是存在的，那么本件作品的创作时间下限就可以确定在史浩去世的南宋宁宗绍熙五年(一一九四)之前，同时也说明在史浩生前这件作品即入藏史家。

六　服饰

图六《夜宴图》中戴高巾、穿白衫的韩熙载和跳六幺舞的王屋山

　　《夜宴图》中人物形象一共出现四十六次(见图六)，通过对人物服饰时代特征的分析判断，可以得到对于画作本身的断代结果。事实上，在对《夜宴图》的断代过程中，多位学者也都采用了依靠服饰特点进行断代的方式。
　　宋代高承编撰的《事物纪原》中记载：“秦二世诏，衫子上朝服加背子，其制袖短于衫，身与衫齐而大袖。”由此可见，韩熙载穿的应该是白衫而非背子。而据《宋史·舆服五》记载，从南宋孝宗乾道(一一六五——一一七三)初开始，因礼部侍郎王旷的奏议，认为白衫“纯素可憎，有似凶服”，除了骑马，禁止穿白色的凉衫，“自后，凉衫只用为凶服矣”。因此，虽然《夜宴图》所表现的是前朝故事，但是很难想象宁宗之后的画家会将当时作为凶服的白衫作为士大夫的服装在画面中进行呈现。因此，本作品完成时间定在南宋孝宗乾道之前是更合情理的推断。

七　家具

图七《夜宴图》中的椅子

　　《夜宴图》中可以起到断代作用的图像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四次出现的“椅子”图像(见图七)，虽然在五代王齐翰的《勘书图》中就有靠背扶手椅的出现，但是齐备而完整的高座家具配置，体现的是北宋中期以后的家具特点。同时，椅子两端的搭脑向上弯曲，符合北宋之后的形制，与传世的《宋高宗像》中椅子搭脑的造型一致，只是弯曲部分是龙头的形象而已。

八　器用

图八《夜宴图》中的器用

　　除了家具以外，《夜宴图》中出现了大量的日用餐具、茶具等器物，其造型皆更加符合北宋的形制。如酒具壶嘴的长度体现的是从唐代的短流到元代长流的变化，而图中的注子、注碗则明显与北宋的定窑瓷器或景德镇窑的影青瓷最为接近(见图八)。

九　礼仪乐舞

图九《夜宴图》中出现的四个叉手礼的场景

　　本《夜宴图》中四次出现行叉手礼的人物造型(见图九)，其行礼动作规范、准确，足证明是入宋之后的作品。虽然沈从文先生提到叉手礼是具有宋代特点的礼节，但是实际上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宋代是使用叉手礼非常兴盛的时代而非起始时代。此外，从音乐、舞蹈的表现方式上看，“六幺舞”从唐代就开始流行，也很难作为断代依据。

十　印鉴

　　印鉴作为书画鉴定的辅助手段之一，有时候也会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元代的袁桷在其《清容集》卷四十五中提到“绍勋小印，盖史中令所用印图画者”，而《夜宴图》中就有这枚宋宁理宗两朝宰相史弥远(即史中令)的“绍勋”收藏印，为作品的断代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这一枚小印，对作品时代的判定有可能会更晚一些。

图十《夜宴图》和《虢国夫人游春图》中的“绍勋”印

　　此“绍勋”印与从史弥远收藏的另外一件重要作品《虢国夫人游春图》中提取的标准印均湮漫不清(见图十)，但是从钤印位置和大致笔画来看，印鉴是可靠的。在“绍勋”印为真的情况下，它的出现标志着《夜宴图》创作时间的下限早于史弥远钤盖本印章的时间。史弥远去世时间为一二三三年，也就是说，作品的创作时间早于一二三三年。

十一　著录文献(多本对比）

　　据徐邦达先生统计，传为五代顾闳中《夜宴图》的版本共有五个，最早有著录的就是本卷，其他作品的著录均晚于元代，且均未存世或区别较大，在此不做展开描述。

十二　绘画绢材

　　从已知的研究来看，只有薛永年先生在杨仁恺主编的《中国书画》中对《夜宴图》所用绘材进行过评论，与文献中记载的五代“槌如银板”的绘绢相一致，但并没有进行过科学论证。如果能够对五代、北宋、南宋等不同时期的绘绢进行对比分析，虽不排除“老材新绘”的可能，但依然会对古代书画作品的鉴定有所助益。

十三　类似作品对比

　　诸多学者认为与《夜宴图》比较相近的作品是南宋佚名的《女孝经图》，但是徐邦达先生认为其精丽程度与《夜宴图》存有一定差距。而笔者认为，从《女孝经图》的构图和绘画水准方面来看，与此件作品的相似度并不高，无法作为参照。
　　艺术家笔墨设色能力发展的成熟度往往是书画鉴定的核心因素。目前，只有少量被认为是北宋末年宋徽宗宣和画院时期的作品能够达到或者接近《夜宴图》的创作水平，其中包括史弥远收藏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另外还有《捣练图》和《听琴图》等，将这些作品作为与其类似的作品进行对比更为恰当。由于宋徽宗的部分作品很可能是画院画家的代笔，所以《夜宴图》也很可能是出自相同的画家之手。
　　综上所述，首先，《夜宴图》不会是南唐顾闳中的原作，必为其后代的作品。至于具体的绘制时代，虽然在徽宗或更早的北宋画院中就可能展开对《夜宴图》原本的临摹与再创作，但画面中必定会出现更多特征明显的南唐人物服饰、家具及器物等图像。但是从前文的各种分析结论来看，此件作品具备非常明显的宋代绘画特征，所以，可以推断它是在没有原本作为参照对象的情况下创作完成的。
　　宋室经过“靖康之变”后南渡临安，金人掳去相当数量的北宋内府藏画，亦或有更多作品在这场浩劫中被毁，其中极有可能包括了顾闳中亲笔绘制的《夜宴图》。北宋画院虽不复存在，但数量众多的北宋画院画家南渡临安，进入了高宗的画院从事绘画创作。因此，高宗时期画院的绘画水平自然与徽宗时期不相上下，故《夜宴图》的创作时间就指向了南宋初年(一一二七年之后)，高宗时期是唯一符合既有北宋宣和画院高水准的画家参与，又无法见到顾闳中原本这两个条件的时期。
　　要明确《夜宴图》的创作者和完成年代，亦有必要对从南宋开始到史弥远去世之前这一阶段的几位帝王在书画保护与传承方面所做的贡献做一个梳理。

　　从表二可见，在五位帝王中，宋高宗最重视文艺保护，他热心保护古代书画名作，整理和收集了宣和内府因战乱而散失的许多古代法帖、名画。庄肃在《画继补遗》中记载：宋高宗“驻跸钱塘，每获名踪卷轴，多令辨验”。宋高宗时期，于一一五四年获进士第一名的陈骙撰写了《南宋馆阁录》，后又有无名氏撰写了此书《续录》，其中记录了一千多件历代名画的相关背景资料(按：其中没有顾闳中的作品)，有极大可能包含了宋高宗收集、保护的成果。
　　周密的《齐东野语》中有记载：“思陵妙悟八法，留神古雅。当干戈俶扰之际，访求法书名画，不遗余力……盖睿好之笃，不惮劳费，故四方争以奉上无虚日。后又于榷场购北方遗失之物，故绍兴内府所藏，不减宣政。惜乎鉴定诸人……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凡经前辈品题者，尽皆拆去，故今御府所藏，多无题识，其源委、接受、岁月、考订，邈不可求，为可恨耳。”周密的记载还说明高宗时期对绘画的题跋不够重视，对于法书名画尚且拆去前人品题，也从侧面说明对于画院新创作的作品，若非高宗题跋，未见有多余的文字即是很正常的情况了。
　　总而言之，宋高宗时期对古代书画的整理、收藏是非常重视的，除了收集历代书画，也令画院画师追摹前人的作品。从宋高宗对艺术赞助的研究来看，“他尤其喜爱叙事性的手卷画”，“在高宗的赞助下，宫廷画家图绘典籍篇章，创作出许多手卷作品”。又据明代谢肇淛《五杂俎》记载：“江南顾闳中有《韩熙载夜宴图》……此与宋高宗画吴益王冷泉濯足事相类。”从宋高宗对艺术的偏好上看，均可说明《夜宴图》这类叙事性手卷画是具备非常充分的创作条件的。

　　要判断《夜宴图》的作者究竟为何人，可以考察从北宋宣和画院转入南宋画院的画家以及受其影响的南宋高宗时代的画家的绘画水平。他们必定是创作人物画的高手，同时在山水画和花鸟画创作方面也都有较高的造诣(合作画不是一种常见的方式)。以下总结出画史中有记载的宋徽宗和宋高宗时期人物画画家名录(见表三)，并将其艺术特点和水准与《夜宴图》进行比较。(需要指出的是：没有记载的画家还有很多)
　　通过前文总结分析的对《夜宴图》各种画面特征的判断，综合分析其创作时代最有可能就是在南宋高宗时期，由北宋徽宗时代的画院高手南渡临安创作。鉴于画面中出现大量具有北宋绘画特征的情况，可以推断这件作品是在原本已经遗失的情况下，或根据画家的模糊记忆，或根据留下的画作名称结合韩熙载的记载进行创作的作品。
　　史浩从高宗朝入仕，宁宗时为相，其子史弥远在宋宁宗和宋理宗朝擅权共二十六年，得到宁理二宗的重用。可以想见，史浩或史弥远也是在这一时期得到赏赐，将《夜宴图》据为己有。

（本文作者现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古代书画研究班）

（期刊责编：李文婷）

（网站责编：简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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