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少游留学日本京都考 ——围绕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鲍少游文献的研究

鲍少游夹竹桃鹦鹉

　　鲍少游(一八九二——一九八五)是二十世纪广东一位重要的艺术家。他早年（一九一一——一九二〇）留学日本京都，师从竹内栖凤(一八六四——一九四二)、菊池芳文(一八六二——一九一八)、山元春举(一八七一——一九三三)等日本美术大家学习美术，其作品《夹竹桃鹦鹉》曾入选日本文部省第九回全国美展，因而获“少年画伯”称号。一九二七年，鲍氏从日本回国后，主要在香港从事艺术，香港画坛很少有人不知道鲍少游及其创办的“丽精美术学院”，但对大陆的美术史学者来说，鲍少游的名字，至今可能还相当陌生。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一百周年庆典之际，“鲍少游书画展”同时开幕。鲍氏后人将四百多件鲍少游书画精品悉数捐赠给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除代表作外，还有大量珍贵的手稿、画稿等，都是研究鲍少游极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这批作品和文献的问世，加上这些年来鲍氏其他作品纷纷流入拍卖市场，使得鲍少游的名字逐渐走入公众的视野。因为工作的缘故，笔者有幸接触到这批珍贵的文献——其中包括从未刊布的书信、手稿和绘画资料。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兴起的留日潮同样席卷了美术界，这批留日中国画家归国后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史料中关于这批留学生留日经历的记载却多呈现碎片化，使我们无从深入了解。通过翻阅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藏的这批鲍少游文献，笔者意外发现鲍氏对留学日本的经历有颇为详细的记载，同时还有为数不少的难得的原始材料存世。关于这些文字的可靠性，美术史论家李伟铭在《笔墨因缘：陈树人与日本美术的关系补正》一文中曾经引用过鲍氏的叙述文字，并特别指出：“像二十世纪早期绝大多数留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无论是在陈树人当年的即时记录或事后的回忆文字中，都很难发现有关其留学经历的详细资料。因此，我们关于陈氏的留日经历特别是他在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学习的过程的粗浅印象，主要来自陈氏的校友鲍少游提供的线索。需要强调的是，鲍氏是少数事后仍然对其早年留日经历保持清晰的记忆并且能够条贯清楚地书写这段历史的中国画家。据笔者查证，鲍氏书写的历史，基本上是准确可靠的，他所提供的自己包括两位中国校友——郑锦(一八八三——一九五九)、陈树人(一八八四——一九四八)的材料，在京都市立艺术大学近年编写的校史以及当年印行的展览出品目录中，都能够得到相应的验证……”鲍氏留学京都所在的学校是当时日本京都画坛的重镇——西京市立美术学校，该校汇集了诸如竹内栖凤等一批日本优秀艺术家。这段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也使得我们对鲍氏留学京都的这段经历充满好奇。因此，本文将围绕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藏的这批珍贵文献并同时以鲍氏留学日本京都的经历为重点考察对象展开研究，以尽可能贴近历史的方式将这段经历进行还原。

鲍少游毕业于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的毕业证书

　　一九一一年四月，凭借自身的努力，加上得到同乡郑锦的指导，鲍少游顺利考入日本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本科，开始接受正规的美术训练。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以下简称西京美专)前身是创立于明治十三年(一八八〇)的“京都府画学校”，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公立绘画教育机构。该校自创立后，校名和学科设置经过几番变更，于明治三十四年(一九〇一)正式定名为“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鲍少游进入该校学习时，该校设有美术绘画科、工艺图案科、雕刻科和漆工科四科。鲍氏后来继续深造的京都市立绘画专门学校，是在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校长上田正当和教员竹内栖凤、菊池芳文等人倡议下建立，并于明治四十二年(一九〇九)七月一日举行开校仪式。作为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姐妹学校的京都市立绘画专门学校，设绘画科，修业年限为预科二年，本科三年，研究科又二年，规定取得中等以上学校毕业资格或具有同等学力者，方能进入本科深造。京都市立绘画专门学校与由冈仓天心(一八六三——一九一三)推进创办的东京美术学校(于一八八九年正式开学)同为近代日本史上正规的美术院校，二者可谓分庭抗礼，成为日本近代美术教育史上最负盛名的两所美术学校。
　　关于选择投考日本美术学校学习美术的缘由，鲍少游认为是“借径而行”“礼失而求诸野”：“予是中华民族，当然第一先要研考中华文艺，予生性既好中国美术，因何要远赴日本投考美校呢？须知道在我国前清末年，也即是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前，我国是没有美术学校的。说到美术绘画，一般人都指为是‘画公仔’而已。上文说过：因我欲学美术，就被那世伯郑彦炳大骂，可为证明。予与西京美专前辈同窗：郑锦、陈树人，都要跑到日本留学，其原因在此，我们不过是借径而行，也可说是礼失而求诸野而已。”
　　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美术并不为社会看重，它一般被排除在常规的课堂教学之外，遑论设立美术学校。美术一般通过传统的师徒制模式得以传承。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乌始光、张聿光、刘海粟等人于上海创办了中国现代第一所私立美术学校——上海美专，开创了美术教育的新局面。之后陆续兴起的私立美术学校大多数是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创办的。中国现代第一所国立艺术学校——北京美术学校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方才创立，第一任校长是毕业于日本京都绘画专门学校的郑锦。广东第一所公立美术学校——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迟至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才正式开课。如上所述，中国本土的美术学校迟至一九一二年才出现。甲午战争后，中国兴起一股留日热潮，研究中国留学日本史的专家实藤惠秀曾指出，从一八九六年至一九四二年前后这四十六年间，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约有五万人。这些人中大多数致力于学习军事、政治、工业、医学等实业，试图寻求“强国之道”。其中，也包括一小部分人学习美术。
　　翻看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和法国巴黎美术学院无疑是对中国现代美术影响最深的两所学校。有学者指出，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研习美术的潮流，从一九〇二年陈师曾留学日本算起到一九四九年进入低潮前后这四十七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去日本留学的中国著名美术家多达三百人以上，仅东京美术学校就多达一百三十四人。书写至此，笔者不禁产生这样疑问：为何鲍少游不选择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留学生普遍心仪的日本最高美术学府——东京美术学校，而选择了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
　　事实上，长期在日本生活的鲍少游对于东京、西京两所美术学校教授画法的区别有较深的了解，鲍氏曾明确表明最终选择报考西京美术学校的顾虑：“当时日本之美育，以东、西二京之美术学校为最大机构，互相对立，其学制既有相异，画派画法亦大不相同。简略言之，西京画派之源流，为圆山、四条派，此两派画法原受了中国宋元之影响。但东京美术学校和东京美术院派之作风，大大的采用西洋画法，与中国正宗画大有距离。因此，予与郑锦、陈树人二兄不约而同，皆就学于西京，以它出自中国画系统，而非太近西洋画，因东京派画多用西洋渲染色彩，几乎抹煞了笔法、线条之美，殊不适合我国人之传统精神，和画家之品性修养也。”
　　很显然，鲍少游最终的选择主要基于从圆山四条派中获得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据鲍少游的学长兼好友郑锦回忆，鲍氏刚刚考入西京美专这一年，他已从该校毕业，升入京都市立绘画专门学校(以下简称绘画专院)继续深造，当时同在西京美专学习的中国人还有刚刚升入三年级的陈树人。鲍标也曾于一九一〇年注册入学，但中途辍学。故当时正式学成毕业于西京美专的中国留学生只有他们三人。鲍少游与郑、陈二人一同住在东郊真如寺前一小楼，当时三人的生活状态鲍氏是这样描述的：“真如堂，古刹也。渠渠宝殿，建筑于松黛枫树之中，境至幽静。予等书窗，正对寺门而可远眺‘比睿’雪峰。客中喜得同志，三人相与切磋绘事，怡怡如也。”
　　然而，好不容易实现留学梦、得以进入正规美术学校学习的鲍少游，一开始却并不如意，具体情况我们可以从其前辈郑锦的一段话中了解到：“鲍君初入美工时，我已升进绘专，先已获得自由，他才开始尝受专制的滋味。他未入校前，已能绘就很好的大中堂、小中堂等，洒砚挥毫，如神龙矢矫，神户华侨，早已赞美其作品，并被称为名家。故他以为入校后，则可自由发挥，纵横驰骋。谁知一花一蕊、一枝一叶，皆得平心静气地细细描写，一勾勒、一赋彩，皆得悉心为之，绝不许自由取舍。如此干燥五味，谁不感觉讨厌。故常见其放学时，愁容满面，长嘘短叹，且有几次见其眼盖发红，隐含泪水。然我曾经此苦，何难洞测其衷情，遂多方引证，极力安慰之。某次，他又有同样的苦闷表示，只好和他参观各级同学的工作情形，使他明了目前的苦涩，实为将来的成就。”
　　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作为正规的美术院校，其清规戒律自然少不了。学校教学非常严格，据鲍少游所说，该校每季小考，每年春季大考。鲍少游苦闷的来源，除了学校的专制和学习的枯燥外，其对自身水平的再认知引起的挫败感或许也是原因之一。刚考入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时，鲍氏曾有过如下感慨：“当参观该校画展时，见了三年级以上学员之作品，有丹顶鹤、雄鹰及各种花鸟等画，令人惊叹羡美；回顾在神户时所画，虽历承人们赞许，至此，益知学无止境，而自愧浅薄和虚誉之不足恃焉。”
　　通过自学习得的绘画知识，除了使鲍少游赢得周围人的赞誉外，也帮助他顺利考上了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本科，免去了两年预科的学习。我们知道，鲍氏并不像其好友高剑父、陈树人那般幸运，得到名师的亲炙，从而打下坚实的传统绘画基础，他早期的学画经历可以说是颇为曲折的。他在同文中学就读期间，遇良师户波五郎培养了其绘画兴趣，正当户波氏欲重点培养他时，却突然因故辞职了。后来在任同文中学教席期间，得机会与教授美术的同事、毕业于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的小早川学画，但据鲍少游回忆，小早川身体并不好，故鲍氏从他那里所学到的东西非常有限。

鲍少游长春卷 1922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

鲍少游梨花春苑仕女图 1924

　　鲍少游参观高年级学员的绘画成果后产生了很强的挫败感，这使他在正式进入该校学习之前对自身的绘画水平有了明确的认知。这个认知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之后几年，鲍氏在强烈求知欲的支配下异常勤奋地学习，并屡屡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也许正是受这种败感所驱使并给予了他奋进的动力。另外，鲍少游考入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学习环境，其早期画风的形成可以说主要是在该校学习的基础上形成的，如《长春卷》《梨花春苑仕女图》等，均为清新妍丽、精工细致的画风，不难从中窥见日本近代绘画的影子。那么，钟情于中国传统绘画的鲍少游又如何在这种环境下作出权衡？

1915年3月25日，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全体师生留影纪念
（后列左起第五人为鲍少游)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

　　关于鲍少游留学京都的回忆文字可以从京都市立艺术大学于昭和五十六年(一九八一)整理出版的百年校史资料中得到印证。资料显示，鲍氏于明治四十四年(一九一一)四月八日参加入学试后正式进入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学习，大正四年(一九一五)三月，他以首名成绩从该校绘画科毕业，并于同年四月进入京都市立绘画专门学校绘画科继续学习，三年后，即于大正七年(一九一八)三月二十五日取得毕业资格，进而入该校的研究院继续深造，于大正九年(一九二〇)三月二十五日毕业并取得教育文凭。

鲍少游毕业于京都绘画专门学校的毕业证书

　　据鲍少游自述，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是六年制，即两年预科，四年本科，每年级更换主任画师。鲍少游经过考试直接入读本科，免去了两年预科的学习。在校的四年间，每年级的教授画师分别为：一年级主任是从京都绘画专门学校以优秀成绩毕业进而被擢升为教员的柴原魏象；二年级主任是山元春举的大弟子川村曼舟；三年级主任为川北霞峰，即菊池芳文的大弟子；四年级主任则是被誉为“西京四大家”之一的都路华香(一八七〇——一九三一)。京都绘画专门学校是五年制，即预科两年，本科三年，但已在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毕业者，可直升本科。鲍少游从美专毕业后，又进入京都绘画专门学校进行本科学习，于大正七年(一九一八)三月取得毕业资格。在这三年中，鲍少游很幸运地得到了京都画坛最优秀的画家的指导。按照学校的课程安排，一年级的主任是山元春举，副主任教授是庄田鹤友，二人都擅长山水画；二年级主任是精于花鸟画的菊池芳文，副主任菊池契月(一八七九——一九五五)则专擅人物画；三年级主任竹内栖凤和副主任西山翠嶂(一八七九——一九五八)二人则是无所不精。竹内栖凤、菊池芳文、山元春举，被推崇为“西京三大家”，又有一说是此三人与都路华香并称为“西京四大家”。

鲍少游就读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三年级时的课堂作业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

鲍少游就读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时的课堂作业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

鲍少游孔雀写生稿 1921

　　据明治四十五年(一九一二)“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规则”第五条内附该校绘画科课程及教授时数(见《附表：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绘画科课程及教授时数表》)。

　　这个在鲍少游就读二年级期间公布的课程表，清晰地反映出他在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接受教育的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在绘画训练方面，该校尤其注重临摹与写生，写生课程在四个学年中占据着很大的比重，从第三学年起则开始注重绘画创作。课程中除了囊括东方传统绘画体系中的临摹和写生课外，艺术应用博物学、几何画、透视画、投影画和艺术应用解剖学等来自西方绘画体系的课程则被安排在三、四年级进行。该校如此安排，显然是希望学生通过临摹和写生先打好传统绘画基础后再进行西方科学绘画技法的学习。
　　从该课程安排中我们还发现，该校除了设有与绘画相关的科目外，同样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化修养，分别设有修身、国语及汉文、英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和化学等课程。鲍少游的同窗好友福田平八郎(一八九二——一九七四)为了提升自身的文化修养，放弃了在该校大学部自由学习的环境，重新回到美专学习，由此可见文化内涵对于艺术家养成的重要性。

鲍少游选摹今尾景年花鸟画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

　　关于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具体的教学情况，郑锦的一段回忆提供给我们更加直观的印象：“西京美术工艺学校的功课，颇为特别，其教授方法，极端束缚。而学习方法却绝对自由，因画题及画材，为教师指定，而画法布局等，则由学生任意为之，教师只从旁批评，绝非教员将画发给学生临摹而了事，比如第一年，所画为花卉，则专习小树枝、小昆虫、小鸟等而已；第二年则为花卉植物，如自然姿态的大株树木及大只雀鸟，如鹰鹭之类。第三年则绘鸡、鸭及小猫、小狗、狐狸、黄狼等。第四年则运用三年之写生技术，改进画风，一本个人才智，自行构图。第五年及第六年，则注重大动物，如马、牛、羊、虎、豹、狮、象及人物、山水等，似此教学方法，按部就班，挨次渐进，实甚妥善。惟迁延时日，不易忍耐。且其管理严格，缺乏自由，学科又复刻板小气，教员绝对不给学生以一笔一画之助，成绩佳良者，绝不赞一词。画得不好者，就批判指责，故中途辍学者颇多，该校绝不改变态度，亦无要求其改变者，其实此种主张，颇为妥当，因艺术家之养成，必须培养准确的观察力，灵敏的思想力等。且其制作，并无机械帮助，不受物质左右，只凭个人手眼思索等活力，好自为之而已。”
　　作为进入西京美专学习的第一位中国美术留学生，郑锦对该校的教学情况的分析可谓十分到位。从郑氏的介绍中我们不仅了解到西京美专绘画科教学的详细情况，同时也知晓了鲍少游经历了一个怎样严格的绘画训练过程。此外，鲍少游对求学经历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历史细节：“前清末季，予留东初入西京美专，同班七十余人。迄四年后毕业时，考得合格者只二十余人而已。盖该院不只注重画学，而史、地、中、英、日文、画论、美术史、美学、博物、解剖、几何代数等，亦视为一画人之必要常识。每季小考，每年春季大考，故四年(另预科二年)学历中，未免有落伍者了……美专画学，既重临摹与写生。由第三年起，则注重创作，每季始，由主任老师出题，命先就题作校外写生，约三周须交卷。老师阅后，命各自构图创作。但同学之疏懒者，虽云‘校外写生’，实多归寓作元龙之高卧。其时同班中，最热心致力于写生者，只有三人：即福田平八郎、淞元道夫及予而已。每届期考，平时懒于写生的，便向我们三人借稿，临时作‘抄生’而已。”

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绘画科教室

　　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的教员以圆山四条派画家为主，故在教学中对该派的精华——“写生”颇为重视是合乎逻辑的。然而，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所倡导的写生，并不是简单地刻画眼前所见事物，而是包含了更深的涵义，这成为鲍少游恪守一生的艺术准则。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不仅将写生视为锻炼技巧的手段，更是为艺术创作做了前期准备。教员要求学员首先对被写生的对象作深入、细致的观察，其目的是让学生通过观察，掌握对象的形态特征和质感并感受其生命力，在思想情感上为创作作准备。
　　鲍少游在校期间学习十分用功，按照学校的教学规定，他主要致力于练习写生和临摹：“予在西京时除依时上课外，每乘余暇必到动物园写生花鸟走兽，做着‘师法自然’的功夫，另一方面常参观博物院，如遇雨天，则在美专之图书馆，拈取中西日本之美术画谱、杂志、画报等所刊印之历史名画，选其宜于学习参考者，则摹写之收入画囊。如是结果，曾摹有禽鸟、动物、仕女、人物、山水等，各有多册……美专所藏中西日本古今美术图书，相当丰富，凡属两校学生，皆可随时纵览，但绝对不能借出。某年暑假，予出尽办法，卒之借到《古今仕女人物》一大卷，且带回神户家中，赶速用笔墨勾出，而内子丽卿则负责填彩，计有佛像、仕女、西王母等……迄今尚贮藏书柜中，惟未加裱装而已。”

京都市立绘画专门学校三年级课室（右起第二立者为竹内栖凤）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

　　一九一九年九十月间，刘海粟与陈晓江、俞奇凡、贺伯馨、汪亚尘赴日本考察日本美术的现状。回国后，刘海粟根据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写作了《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一书，书中对当时日本的美术展览会和美术教育情况记叙颇为详细。他在谈及对西京美专的参观印象时写道：“日本画实习教室六：面积极大，每室可容三十八人左右，都用大三角架，架上的画板约有五尺长三尺阔；各室都有学生在那里绘画，用纸裱平于板上，各站在那里挥毫；有一个教室中心桌上，置着一个铁笼，笼中有一只很灿烂的锦鸡，学生五六人，都描写着这只鸡。他写的姿势大概是意造的，不过照他各部分的色彩染染就是了；所有布景也是个人发挥各人的意匠；其余各室，有的写花卉，有的在那里将小作品放大，有的照着古人的画或教师的作品临摹起来，都很自由。”
　　刘海粟的观察记述，为我们提供了鲍少游曾经就读的西京美专绘画科课堂上学生作画的情景。透过此记述也可以看出，刘海粟已敏锐地发现了该校注重培养学生发挥各人的意匠来进行创作。

鲍少游《斗草》草稿 1914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

　　京都市立绘画专门学校的教师特别注重学生的创作意匠，通过学员写生所得，鼓励他们发挥自己的思想进行沟通、创作。教师对学生除了有笔墨味道、线条表达、结构和质感等技术层面的要求外，更注重学生的画作是否匠心独运、能否表达个人情感以及能否打动观者。之后，学生再根据导师的指导意见，反复修正写生及构图稿。正如有学者指出：“这种近代写实态度和东方气韵生动传统的统一，以及在写生中抒情畅神，是圆山派的最高境地。”关于这一点或可以从鲍少游回忆竹内栖凤的一段文字中窥见一二：“西京艺大校例，主任画师，每周应来校一次，然各大画家，一月中或上课一二次而已。栖凤每常穿日本羽织Haori常礼服上堂授课，对学生作品必殷勤指导，看完全堂学生作品，便即乘车归去。但如果学生的作品颇有内容意趣，师必细心注视，而谆谆勉励之。我还记得某次写了大屏画仕女：《斗草》的草稿请教时，栖凤师一见即赞好，在拙画前椅上坐下，目注全图而由大袖中探出烟草吸之，徐徐指出略应改良之处，态度悠然亲切，迄今未忘，此一事也。”
　　据鲍少游自述，他在西京留学共计九年之久，其中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四年(一九一一——一九一五)，京都市立绘画专门学校三年(一九一五——一九一八)，研究院又二年(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在此期间，鲍少游分别学习并熟练掌握了花卉、翎毛、走兽、人物仕女和水墨山水的绘画技法。“然当时予所能者，多花卉翎毛走兽。至于山水人物，尚未窥其门径也。而自念来京已五易寒暑矣，自是而后，乃进而学山水画法，尤肆力于人物画。更旁修博物、解剖、美学画论等，与艺术全有关切之诸学科。惟予见校中当时所授山水，类多拘泥写实，浅薄而类于西洋水彩画，以较国画山水之作，气象之伟大，笔墨之雄厚，与乎画品之清高，自不可同日而语。吾人留学之志，在学得其所长耳。予既对于日人山水画法，觉无可取，遂决留待将来，自加研究，以免浪费时日。于是翎毛走兽之外，盖益致力于人物仕女之研究。后二年，(民国七年三月)予又届毕业之期矣。毕业之作为《开帘见新月》一图，写唐人诗意，经营三阅月始脱稿，今尚自收藏，即前年《良友》画报所载之一也。”
　　鲍少游在留学时期对如何度过留学时光有一番周详计划。他曾自述在西京美术学校求学期间的学习经过：“回忆予在西京美专校四年所学，纯是日本新兴画法，予尤勉力练习花鸟、虫鱼、动物等之写生，注重于素描、赋彩之精妙研究。但静观东洋画法，西京之圆山四条派，溯其源流，虽原出自中国，惟自明治维新后，迄大正年间，日本美术绘画，除仍属中华系统外，又参酌采用西方新法，由是大进一步，蔚然成为最兴盛时期……然而予尝静心观察，西京美专同学所画山水，不过是写实填彩，大似西欧水彩画而乏余韵，因当时西京美术两校，皆缺少中国传统山水之教授。在留学期中，予曾再三考察和深思熟虑之结果，于是断然自订一套课程，以便分期学习，概略如左(下)：(一)在西京美工与绘画专院期中，专心致志于研习花鸟、动物之新颖画法。继之则深入研讨仕女人物，尤更注意于彩色之本质分析，及如何运用变化方法，务期获致整个画面配色和谐，浑成统一之功效，目的在乎对于日本美术，采集其长而舍弃其短也。(二)西京两校毕业后，再自加奋勉，广搜参考资料，纵览中国画古今名迹，不断临摹锻炼技巧，以期摄取六法精英，吸收古今灵妙，然后始可运用如意，自由创作，而冀免却学无根底之诮也。”
　　除此之外，鲍少游对如何择师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与校友郑锦、陈树人专师一名家不同，他更倾向于请益多师，认为“择其善者而习之，反可以集众长而免拘于一格之弊”，因而经常在课余时间拿着画作拜访求教。如他所说：“故于所受校课外，每常持画稿，前后历访诸师，踵门求教。师佥以予远来修学，无不欣然接见”。他认为山元春举所评鉴之言，爽快利落，一经指点，令人恍然启悟，故曾数次到其画室“芦花浅水庄”拜访。他也曾求教都路华香位于“鸟丸通”(西京街名)的画室。“西京四大家”中的都路华香为鲍少游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四年级的主任教授，其画法渊源出自四条派，同时还研习中国南、北山水和西欧画学作为画学参考。都路华香的山水、人物、花鸟画均另具一种作风，能自如表现其个性，这让鲍少游印象颇为深刻。鲍氏对“发挥个性，自写性灵”绘画理念的推崇便是从都路华香处获得的启发。

鲍少游留学日本期间的获奖奖状

　　事实证明，鲍少游的努力获得了不错的成效：一九一二年，鲍少游入学第二年即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到了一九一五年三月，更以第一名毕业于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受特奖，其毕业创作《花下吉羊》被学校购藏于图书馆。同年秋，鲍氏首次以《夹竹桃鹦鹉》一画参加日本文部省第九回全国美展，并获入选。该展览是日本每年秋举行的国立美术展览会，即文部省美术展览大会，简称“文展”。据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校例，未毕业的学生，认为未够资格，不被允许参加文展。大正四年(一九一五)鲍少游升入京都市立绘画专门学校，始获资格参加文部省美术大会。是年秋，鲍少游以《夹竹桃鹦鹉》大画屏入选日本文部省第九届全国美术大会，当时与他同时获奖的还有同班同学堀井香坡和高谷伸吉。日本各报纸更誉其为“中国籍少年画伯”。在此之前，其前辈郑锦以《娉婷》入选大正二年(一九一三)的日本第七回文展。一九一八年，鲍氏从京都绘画专门学校毕业，其毕业创作《开帘见新月》仕女画获优异奖。以上诸事实有效印证了鲍少游已熟练掌握了西京美校的那一套画法的事实。

1915年，鲍少游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获此奖状

　　除努力研习绘画外，鲍少游还通过观看美术展览的方式提高自己的审美水平。繁荣的日本画坛给鲍少游提供了众多观摩学习的机会，不单是在中国画方面，还包括有西洋画。在日本的广见博闻，不仅开拓了他的艺术视野，同时也使他对中国艺术乃至世界艺术有了广泛的了解。鲍少游曾自述在日本观看展览的情形：“当我东游留学时，虽没有时间和机会，深入兼研究西洋画，惟当每年文部省举办的全国美展例如：‘文展’‘帝展’，以及各美术团体之‘美术院展’，其展览会场之宏大，会中出品之精选、丰富，都可说是本港及其他东亚都市所未有的。至于私家的大百货公司如：三越、大丸、高岛屋、白木屋、十合等，又无不设有规模颇大的画廊。每岁秋十一月，日本人称为美术季节，例必有文展、帝展、美术院展等规模弘大之美展。我必与同窗前辈郑锦、陈树人二兄到会参观，细心揣摩研考。对于日本画一科、二科的作品，当然要聚精会神，一一欣赏。对于西洋画科的名作，也必流连观摩。故二十世纪的日本西洋画大名家的作品：例如黑田清辉、浅井忠、久米桂一郎和后来由此数人倡导的‘白马会’的著名洋画家，如藤岛武二、冈田三郎助、和田英作等的作品。还有属于‘明治美术会’的名家：吉田博、满谷国四郎、中川八郎，余如石川寅治理、中村不折、鹿子木孟郎、三宅克己、南薰造、石井柏亭、辻永、小杉未醒等人的油画、水彩画，我也多曾看过了。”

鲍少游春苑吉羊 1915

　　这段文字中，鲍少游所提到的日本西洋画家是活跃在当时日本画坛洋画界的风云人物。鲍氏没有谈及这些画家对他是否产生影响，但长期的耳濡目染无疑使他对西洋画有一个整体的认识。频繁观看美术展览成为鲍少游课外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丰富的美术资源使他既增长了见识也开阔了艺术视野。除了观看在日本举办的各式展览会之外，鲍氏还获得不少观摩中国古代传统绘画的机会。鲍少游回忆在日本所观看的中国古今名迹时写到：“尚忆旅日期中，所幸得欣赏者，约有：罗振玉、王国维所藏之古书画，于予初入美专，辛亥那年，因校长——松本亦太郎博士与罗、王两位交好，借得全部名书画，展览于吉田町美专，故得细心欣赏这批古物，似以明、清两代作品占多数……廉南湖在神户所开‘扇面馆’，予看过其全部扇面画(二百余帧)，另有王建章水墨山水等……李平书在神户中华会馆展览晋、唐以下古画，即本文纪词所述，时在民国三年也……余如西京古寺知恩院所藏，徐熙之荷花白鹭、松芳侯爵所藏王若水山雉、白鹇各帧。民国十二年，予应长崎市中日官民之邀，举行拙作展览于诹访图书馆，乃得欣赏董北苑(源)之《水墨山水长卷》。笔墨古拙纯朴，峰岳浑雄，表示出磅礴气韵。翌年十三年夏，予游日本北陆，避暑于芦原温泉，忽又受到北陆美术会长——大西金阳与金泽城官绅欢迎，展画于金城博物馆，曾见仇十洲(英)之《仙山楼阁长卷》，此轴长逾二丈，赋彩工丽，卷末天空晴碧，有凤凰高翔，众羽齐飞，构图颇觉新奇，而画法青绿细致，与上述《北苑山水长卷》绝对不同。足证古贤画作，各自表露性灵面目，比诸清末‘四王’以后，画山水者多务仿古，循循相因，终至堕落型式，毫无新意者，其优劣相异，可以不言而喻矣。”

鲍少游开帘见新月 1918

　　毫无疑问，以上在日本观摩中国古画的经历对鲍少游的中国传统艺术修养的提升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鲍少游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升发。
　　一九二〇年，鲍少游从日本京都市立绘画专门学院研究院毕业，并获得教育文凭，至此，他在这所学校学习时间已长达九年。回望这段历史，我们发现鲍少游留学京都时期正处于美术史上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当时在芬诺洛萨和冈仓天心掀起的日本美术复兴运动的推动下，京都画坛画家在保持传统绘画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绘画经验，从而形成了一套崭新的近代日本画绘画体系。鲍氏考入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时，该校所在的京都画坛正处于变革后的繁荣发展时期，而他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研习了九年绘画，接受到的是日本新兴绘画技法的训练。因此，从其后来的艺术观念及绘画实践中，总能或多或少窥见来自日本的影响。于此同时，鲍少游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认同感，他在学习日本绘画的同时也致力于对中国传统画法的研习，因而给他的艺术道路奠定了传统绘画的基调。
　　毫无疑问，留学京都的经历在鲍少游一生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段经历使他的绘画技艺得到锤炼，眼界也得到极大的开阔，以至于在其后来的几十年的艺术创作中，我们仍能窥见这段经历对他的影响，也为他日后发展成为一位全能的“研究型艺术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作者就职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特藏部）

（期刊责编：李文婷)

（网站责编：简　琼）

欢迎订阅《荣宝斋》2018年07月刊，订购电话：(010)65128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