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像
钱玄同（1887—1939），原名夏，字中季，号德潜，浙江吴兴人。早年受私塾教育，一度留学日本，宣统二年（1910）归国，并先后任教于浙江嘉兴、海宁、湖州中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等。1917 年，在《新青年》上发表《论应用文亟宜改良》一文，提倡“文学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激进派代表人物之一。1923 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致力于音韵学研究，从事文字改革工作。1928 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1939 年病逝。著有《文字学音篇》《说
文部首今读》《说文音符今读》等。
题《古史辨》
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也是文学革命中激进派代表人物之一，学界对于他一生的成就评价很高。概括来说，壮年时，钱玄同以手中的笔杆领导青年冲破旧礼教的束缚，扮演着反传统的急先锋。中年时致力于学术，成为古史研究的中坚人物之一。晚年时，他因病滞留北平，并恢复旧名钱夏，表示是“夏”而非“夷”，视死不做日伪的顺民。钱玄同的一生传奇而曲折，其丰富的经历影响了他的治学、为人，甚至流露于其书法之中。钱先生在民国时期虽不以书家自居，但其书法面貌独特、迥异时流，在特殊的时代熔铸下，形成了独有的艺术风貌。钱玄同一边埋首书斋研究创作书法，试图实现文字上的复古；同时他还是废灭汉字的提倡者，其中看似矛盾，实则亦呈现出某种统一。
题《徐旭生西游日记》
钱玄同出身书香世家，自幼受传统的私塾教育，父亲钱振常、伯父钱振伦，均为同治间举人。钱振常曾任礼部主事，绍兴、扬州、苏州书院山长，蔡元培早年即就读于绍兴书院。在父亲的指导下，钱玄同自幼即研读《尔雅》《说文》，后读《史记》《汉书》及“五经”。据他自己回忆：“我在10 岁左右（1896 年前后），就知道写皇帝的名字应该改变原字底字形，什么‘玄’字要缺末点，‘寕’字要借用‘寗’，...... 这些鬼玩艺儿是记得很熟的，还有什么‘国朝’‘昭代’‘睿裁’‘圣断’‘芝殿’‘瑶阶’等瘟臭字样，某也单抬，某也双抬，某也三抬，这些屁款式，我那时虽还没有资格做这样字样的
文章，但却认为这是我们读‘圣贤书’的‘士人’应该知道的，所以也很留意。” 1 可见钱玄同早年读书之刻苦和认真。青年时他思想保守，对于反清言论尤为排斥，赞同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论。当他读到维新志士谭嗣同的《仁学》，因谭言辞激烈的反清思想而怒将其撕毁。1903 年，钱玄同阅读了章炳鳞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次年又读到章炳鳞《訄书》和刘师培《攘书》等革命进步书刊，自此深受影响，思想倾向革命。他毅然剪去发辫，表示与清王朝决裂。1906 年，钱玄同赴日本留学，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结识章炳鳞，并成为章之重要弟子。次年加入同盟会，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浙江光复，钱玄同撰出《深衣冠服考》，他自己还穿着“深衣冠服”在浙江教育司上班，以示复古礼。1916 年，袁世凯称帝失败，钱玄同改名“玄同”，他在自述中说：“自丙辰春夏以来，目睹洪宪皇帝至反古复始，倒行逆施，卒至败亡也；于是大受刺激，得了一种极明确的教训，知道凡事是前进，决无倒退之理。” 2 自此彻底与传统思想和文化决裂。在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扮演了更为激进的角色。他期望“全盘西化”甚至愿意“卖国”，主张把腐朽落后愚昧的旧中国卖给遗老，另建西化的中国。他甚至提出废灭汉字，全部改用拼音，偏激到说出人过四十就应该枪毙，因为年老者容易守旧。他的激烈和惊世骇俗之说，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具争议的话题。在守旧人士纷纷反对白话文之时，钱玄同的废灭汉字说一出，招来了更多的谩骂。钱玄同最先提出
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并称此两种文妖“为有害文学之毒菌，更烈于八股试帖及淫书秽画”。3 任《新青年》编辑期间，他与陈独秀、胡適、刘半农并称为“四大台柱”，当钱先生读到胡適的白话诗时，认为“犹未能尽脱文言窠臼”。在他的积极倡导下，《新青年》自第四卷一号起改为左行横排，刊载文章一律用白话文。他提倡文字改革，制作出第一批由政府公布的简化字。因此，钱玄同成为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也是那个时代最为耀眼的人物之一。他的成就体现在音韵、经学、文史多方面，其思想之活跃，言行之大胆，在当时文化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这位看似与传统文化决裂的斗士，却对于书法有着精深的研究。在时人的回忆中，钱玄同喜爱书法，并将其视为最大的爱好和消遣，遇到学生或友人求书，钱先生有求必应，来者不拒，因此，在一些毕业纪念册、书刊封面上常见他的题字题跋。中国国家图书馆中至今还存留着蔡元培撰文，他书丹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记》。据称，钱玄同还曾在大街之上写过推行国语运动标语。时人记：“先生精于书法，自谓不善书，除抄书为文外，不喜应酬，故造其居，案头纸卷叠叠，积年未偿之字债也。” 4 出于职业需要，钱玄同把书法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挽先师章太炎先生
谈到取法，他早年应系统临习过馆阁体，后受家学和老师章炳鳞的影响，精研《说文解字》，加之其旧学知识甚为扎实，故此钱玄同的传统书法功力亦比较深厚，这也是他书法能形成独有面貌的重要缘由。留学归国后，钱玄同“常和沈尹默、周生相见，见他们的字写得很好，于是又想来研究
书法，因此临魏碑”。5 在文字改革运动中，钱玄同率先提出了“废楷用篆”的理论，他认为小篆是自文字创始以来比较完备的字体，而隶书之出现，将六书逻辑完全破坏，楷书则是建立在隶书基础之上，尤为不可法，故此钱先生主张废除楷书，并率先以篆书进行著述，计划以篆书成《说文管窥》《小学答问》《新出土三体石经》等著作，但均因种种困难，未能完成，在文字复古上遭到挫折。经过实践，钱玄同认识到著述失败之缘由在于小篆字数少，必须取法先秦石鼓、鼎彝，提出“凡秦刻石、权、诏版、印、瓦、汉碑额、开母、少室、王□、国山及秦汉书器、汉印皆小篆也” 6 的理论。为此他还先后临习了《秦泰山刻石》《袁安碑》《袁敞碑》《曹魏苏君神道》诸碑，并借鉴清代书家钱坫、杨沂孙、邓石如篆书。钱玄同认为钱书（钱坫）瘦劲、杨书多方笔、邓石如以隶作篆，三人在结体上突破了小篆的束缚，而临摹石鼓、钟鼎文，可避免秦小篆流媚之弊。钱玄同所作篆书，取法高古，多方笔，沿袭清人传统，汲取了钱坫、杨沂孙、邓石如等人篆书特点，形成了一种颇具学者气质的篆书风貌。
题《四十自述》
钱玄同对于楷书虽主张废除，但经过实践未能成功，而且其书家友人多精于此道，故此他也进行了自己的探索。他喜爱《开成石经》之字体，这种碑版风格平易，不标新立异，契合他的审美要求。同时为了强化笔力，他还临习了《爨宝子碑》《董洪达造像》等北朝碑版。对于楷书，他认为“一要适用、二要美观”。后随着大量敦煌写经的发现和刊行，这些资料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他购买了《敦煌石室晋人写经》《魏晋写经墨迹》，潜心临摹，并尝试以北碑借鉴邓石如书法宽博之特点，创作出极具个人特色的写经体楷书，其风格与他的友人刘半农的书法相映成趣。钱玄同的楷书整体清新典雅，洋溢着浓郁的书卷气和时代感，同时保存了一定程度的隶书笔意，在楷书中实现了隶楷相参的风貌，故而古朴而寓真味，这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一种风格。
钱玄同还标榜章草。他认为章草有定式，严谨规范，容易推广，他选取了《急就章》《出师颂》《月仪帖》等章草名帖，以方笔、楷法书写，并进行了一些尝试。他还参考明贤黄道周、近人沈曾植的草书，他认为黄道周草书源自楷法，沈曾植作书多方笔。钱玄同作的章草书法善于借鉴前人之长，创作出一种简素、易识的风格。
赠庄严楷书扇面
在书法上，钱玄同是民国时期科学实践的先驱，他的书法创作与科学紧密相连，他也期望通过自己的探索使书法这门古老的艺术呈现出新的活力。但由于其书法过度强调“技”法，反而失去了书写的自然和生趣。目前，钱玄同书法存世不是很多，今人对他的书法知之较少，但从一些的旧籍书刊题签中，还可领略其书法的风采。钱玄同书法的高明之处，在善于将个人主观创造性和新发现书法资料结合，并以自身所学加以改良，传统的书法功力和科学的研究态度在矛盾中实现了统一。其书法之所得在于简易便捷实用，所失在过于追求实用性而使其美观局部丧失，太强调科学与出奇致文人韵致淡化，这也是观赏其书时感到的些许缺憾之处。总之，钱玄同是以科学眼光研究书法的探索者之一，对书法走向艺术学科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同时他的书法也是新文化和旧文化交织借鉴的特殊产物。
（本文作者为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京派书法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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