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宝旧事 | 因木版水印而获重生的荣宝斋（三） - 部门资讯

三、世界和平大会——荣宝斋木版水印发展的契机

　　在突破木版水印的各种技术难关后，荣宝斋遇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就是1952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当时，国家领导人为给大会代表准备什么样的礼品很犯愁，最后，采纳了郑振铎的建议，让荣宝斋印制一套《齐白石专辑》、一套《敦煌壁画》，另外加工一套《民间剪纸》。

木版水印《敦煌壁画选》内页

木版水印《敦煌壁画选》内页

木版水印《敦煌壁画选》内页

　　这套《民间剪纸》是张仃先生设计，由石家庄的艺人刻制，荣宝斋负责装帧完成。由于剪纸刻得很细，后面要有衬纸，但是，要想将大量的剪纸平整、干净、快速、毫发无损地粘在衬纸上，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其中最关键是如何将糨糊均匀、适量地抹在剪纸背。徐之谦先生仔细琢磨后，用木条做了一个方格架子，将糨糊抹在架子上，然后再用剪纸的背面去贴这个架子，这样，糨糊就能均匀、适量地涂抹到剪纸的背面。有了这个工具后，加工的速度提高了很多，剪纸的损坏率也大大降低了。

四、荣宝斋木版水印的传承及功能定位

　　在荣宝斋木版水印诞生之前，复制中国画唯有人工临摹一途，而摹本的仿真度不仅与临摹人的技艺有关，更与他对原画作者的意境、构思和画面布局的理解息息相关。因此，仿真度高的名画摹本耗时费力，欲造就难辨真假的名画摹本，时间和心力的耗费或不亚于创作新画。因此，摹本的效用是复制价值高昂而在理论上不可复得的唯一画作，造成以假乱真的效果，决非满足人们欣赏名画的需求。画作的唯一性、接近原画的限制和复制技术的局限，决定了只有极少数人有可能亲眼目睹古代名画，长久以来，这是一种特权。能够欣赏画作的人、需要学习的人和对之充满好奇的人，未必能接近画作。在巡回画展、高仿真数字技术等推广方法问世之前，这是绘画作品不可避免的命运。不仅古画如此，即使要获得同时代的名家画作也非易事。画家的创作能力十分有限，为解决供不应求的问题，名画家经常教习弟子仿摹其绘画风格，选出中意的作品，签名、盖章、题字，就当作本人的作品出售或送人了。民国时号称“南张北溥”的两个中国画大家，有许多画都是这样创作出来的。

萨空了像

　　虽然荣宝斋木版水印技艺脱胎于饾版技术，但是，荣宝斋技工通过对该技术的整合、创新、改良与完善，使之不仅在技术层面明显有别于传统饾版技术，发展成一整套致臻完美的技艺，而且在复制题材、形式及材质上独具特色，能够复制各种风格、各种尺幅的中国画。但是，在1952年之前，人们对荣宝斋木版水印技艺并没有认真总结，也没有认真思考过它与传统饾版和雕版印刷有何实质区别，因此，还基本沿用传统称谓，有称“雕版印刷”，有称“饾版印刷”，也有称“木刻水印”。1952年，荣宝斋已成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一个下属机构，时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的萨空了为荣宝斋确定的经营方针中，首次使用“木版水印”一词，成为指称该书画复制工艺技术的专用术语。后来，这个专用术语被收录在1986年版的《汉语大辞典》。而深谙中国传统木版印刷技艺的郑振铎先生直接称其为“荣宝斋木版水印”。而“荣宝斋木版水印”的诞生，直接影响了名家画作的复制和传播方式，为精品、珍品中国画的普及提供了一个更为有效的方法。
　　因此，脱胎于饾版印刷技术、发韧于为两位中国画大家复制作品，并被定位在复制名画和古画的荣宝斋木版水印，似乎也充满了“饾版”印刷技艺的宿命——只能繁荣于适合它的特定年代，并且与平民化无关。随着荣宝斋木版水印技艺的成熟，使稀世名画能够被更多人看到、欣赏成为了可能。这也决定了荣宝斋木版水印的定位与发展方向。
（连载）

摘自《荣宝旧事》孙树梅回忆录

　　孙树梅，1928年生于河北省容城县。自幼喜爱绘画，7岁时开始通过临摹学习中国画，后师从王雪涛先生学习小写意花鸟，并自习山水。获美术副编审职称，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历年任荣宝斋编辑室主任，负责木版水印全面工作；荣宝斋编辑出版部(荣宝斋出版社前身)主任；荣宝斋经理助理。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主要获奖作品有：1989年装帧设计的木版水印《八大山人涉事册》获得莱比锡国际博览会金奖、首届中国优秀美术图书银奖；1991年策划、设计的《荣宝斋画谱》被列为1991—1995年国家重点图书选题出版计划，并获中国图书奖和新闻出版署直属单位优秀图书一等奖；1994年编辑、装帧设计的木版水印《虢国夫人游春图》获中国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出版有《孙树梅画集》、《简笔松鹤自习丛书》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