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郭沫若先生的《百花诗》与《荣宝斋画谱》
一九五九年，虽然“反右运动”最严酷的时期已经过去，但是，人们在言论出版方面却显得更加谨慎，对于荣宝斋这个只能『间接』地为工农兵服务的机构来说，在出版选题策划上就更加注意。但是，看着当时这么多优秀的画家都无事可做，而荣宝斋在复制品种上又显得过于单一，我们一直在琢磨如何能够既出版了新的作品，又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
有一天，侯恺经理想起了郭沫若先生在一九五八年创作的《百花诗》，这是一组在“大跃进”背景下孕育出来的诗作。侯经理认为可以考虑出版一本以郭老的《百花诗》为主题的诗配画。我当时觉得这个选题太好了，可以借郭老这个“革命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地位为我们的出版物提供政治保护。同时，我建议说，郭老不仅诗好，同时也是中国当代著名大书法家之一，如果郭老能将他的诗抄写一遍，这本诗配画就更精彩了。当时有人担心说，郭老很忙，我们要的又急，恐怕不一定成。那时，郭老经常来荣宝斋，在我们商量好这个选题没多久，郭老就来了，侯恺经理立即召集我们相关人员与郭老座谈。郭老听了侯恺经理的介绍，非常高兴，并很痛快地答应抄写《百花诗》。在谈到找什么画家为诗配画时，大家都停住不说话了。
木版水印 敦煌壁画选 内页三
因为，齐白石先生那样的大写意花卉不能充分表现这一题材，而画小写意花卉的几个有名的画家，如王雪涛先生等，当时被打成“右派”，不好启用。我知道郭老比较喜欢色彩鲜艳、笔触精致的工笔画，看看没有人说话，于是我说，可以考虑找于非闇先生配画。郭老听说后很赞同，并说，他很喜欢于老的工笔花卉。这样，诗配画的《百花诗》选题策划就完成了。不久，郭老就将抄好的《百花诗》送来了，并为出版题写了跋。曾被一时传为美谈的“侯恺给郭老改文章”的故事，改的就是这个跋中的一个字。当我们与于非闇先生联系时，于先生说，他因病已经很久没画了，但是，他向我们推荐了他的两个学生—田世光和俞致贞。因为当时两位画家的名气还不是很大，我不知道他们的联系方式，就找门市部的人与两位先生联系，请他们来荣宝斋相商此事。两位先生很快就到荣宝斋来了，侯恺经理将我找去与他们一起谈为《百花诗》配画的事。两位先生听侯恺经理介绍了这个选题计划后，非常高兴，俞致贞兴奋地说；“这下，我们这朵‘老花’也要放一放了。”接下来是分工。我想，虽然于非闇先生现在不能画，但是，作为当代工笔花卉画大家，也应将其一些符合选题主旨的作品选进来。于是，我们去于先生家，从他以往的画作中选了《兰花》《牡丹》和一幅白描《水仙》。剩下的由俞、田两位先生自己挑选。
《百花齐放》封套
田世光先生当时正值壮年，画画速度较快，他承担了较大部分，大概有六十幅左右。分工完毕，两位先生说，其中有一些花他们没见过，比如“十姐妹”“风信子”和“蒲包花”，在传统花卉画中，这些花很少入画，荣宝斋是否可以帮忙查找一下。后来，这件事被郭老听说了，他立即安排两位画家去北京植物园寻找标本、写生。后来听田世光先生说起过：有些花的名字是郭沫若先生的家乡称谓。如：“天鹅蛋”“柳穿鱼”等，他不知是什么花，就去请教郭老，郭老指着自家窗台上的“仙人球”说：这就是“天鹅蛋”嘛！并说，“柳穿鱼”就是北方人所说的“龙头花”。自新中国成立后，两位画家已经很久没有过这样的创作机会了，因此，对这次机会十分珍惜，很快就画出了第一批画，我们立即组织分版勾描、刻板。但即使采用了创作、分版勾描、刻板、印刷同步进行的立体实施方案，这套诗配画的《百花诗》也耗时一年多才完成。
木版水印 《荣宝斋画谱》 内页之一
这些画的画面虽小，但画面色彩丰富，平均下来，每张画都有二十多个套版，全书总版数达两千多套，较多的要属于非的《牡丹》、田世光的《蜀葵》《十样锦》和《大丽花》等，每张都将近四十套版，最多的是最后一张《其他一切花》，将近一百套版。当时参与分版勾描的有李伯实、郭慕熙、董燕娜；刻板技工除张延洲之外都参与了；而印刷的技工就更多了，当时只要没有其他紧要活的人，就都参与了印刷。按规程，每版活儿最多可印三百张，我们就按最高数开印，共印了三百本。《百花诗》印完，装订成上下二册，并使用了郭沫若先生为荣宝斋题写的“百花齐放”手书作为书名题签。
印制完成后，我们按规定给郭老开稿费，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要。最后，郭老想了一个解决办法，他说：你们拿稿费钱，请荣宝斋所有参与出版印刷《百花诗》的人一起到鸿宾楼吃顿饭。听说郭老要请客，大家都非常高兴。要知道，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中期，饥饿是每人每天都必须忍受的。这次请客一共去了三十多人，两个大大的圆桌坐满了人。除了荣宝斋参与勾描、刻板、印刷及辅助人员，还有田世光、俞致贞两位画家。那天，萨空了社长也来了。此时，于非闇先生已经去世了，没来得及看到这件盛事，实为憾事。
木版水印 《荣宝斋画谱》 内页之二
在《百花诗》印制过程中，欣赏着这些精心描绘出来的花卉，我发现，从总体上讲，当代画家的绘画技艺绝不逊于古人，甚至，当代画家在技法和用色上更为丰富、更有创造性。因此，我就有了仿照《芥子园画传》，以当代优秀画家画作为基础新编一套画谱的想法。当时我的想法是编四卷，分别为花卉、人物、动物、山水。当《百花诗》完成后，我就立即动手，从中选取了五十一幅画，并请俞致贞先生为“芙蓉花”画了步骤图解，同时编写了技法教程。采用木版水印技术印出这五十一幅画的白描线条、“芙蓉花”技法步骤和几幅完整作品，编辑了一本《荣宝斋画谱—勾勒花卉部分》。
这本画谱编好后，我就被派到党校学习。我从党校回来后听人说，我去党校期间，有一天，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王昆仑陪陈毅同志来荣宝斋参观时，侯恺经理将编辑《荣宝斋画谱》一事向陈毅同志讲了，并请他给写一篇序。在王昆仑的“怂恿”下，陈毅同志痛快地答应了，一周后就将其用毛笔手书的序让秘书送来了。
《荣宝斋画谱》封面
陈毅同志在序中写道：“画谱的刊行，我们拍掌欢迎。近代作画的不读芥子园画谱是例外，好像作诗词的不读唐诗三百首和白香词谱是例外一样。古人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这话讲出一个真理，就是我们搞任何学问要老老实实，先搞基本训练，讨便宜、走捷径，是不能成为大器的。《荣宝斋画谱》保留了中国历代画学的传统， 又照顾到各时代的流派， 且着重具有生活气息， 而制作者又系现代名手，可以肯定说，它的水平大大超过了旧谱，值得欢迎，值得介绍。祝谱学新生；祝画学大发展！”
由于这本画谱在当时并不属重点项目， 因此， 按正常情况投入人力，费时将近一年，当时售价定为五十元。虽然许多人很喜欢，但是，一看到定价就都放弃了。根据当时的国家标准，城市人均月生活费也就六元钱。由于销售不畅，另外又有其他紧要的事，就将《荣宝斋画谱》这个选题放下了。没想到，一放就是十多年，直到“文革”后的一九七九年才有机会重新恢复《荣宝斋画谱》的出版。
《荣宝斋画谱》中陈毅的题词
起因是这样的，有一天米景扬来找我，说，河北一家出版社组织了一本王雪涛先生的花卉技法书，由于对政治方向把握不准，一直犹豫不敢出。问我们能不能拿过来出版。我一听，这正是我一直在琢磨的事。我赶紧说：“好吧，拿过来，我们出。”这样，王雪涛先生就与河北这家出版社办理了退稿手续，很快将稿件送了过来。我们只是作出一些文字加工，并加上了一些说明文字。当时我策划《荣宝斋画谱》的本意就是要为广大中国画爱好者提供一种高水平的普及教材，搞一套现代版《芥子园画谱》。为了达到普及的目的，我们吸取了《画谱》第一册的经验，这次没有采用木版水印，而是使用了胶版印刷。虽然胶版印刷的效果远不如木版水印，但售价却大大降低了，当时售价仅为两元。没想到，这本《荣宝斋画谱•王雪涛绘•写意花鸟草虫》出版后，引起了空前热销，它及时地满足了当时人们对学习中国画的渴求，第一版开印三万本，一抢而空，两年间再版五六次，印数达十几万。此后，《荣宝斋画谱》成为了一个长线出版物。一九九二年被新闻出版署列为一九九一—一九九五年国家重点图书选题出版计划，一九九四年获中国图书奖和新闻出版署直属单位优秀图书一等奖。目前，《荣宝斋画谱》已出版了二百余册。
注释：
①详情参见《我亲历的荣宝斋木版水印的发展历程》相关章节。载《荣宝斋》二零一二年第六期，第二五八页。
②由于时间过去很久了，当时保存的一些书籍、杂志都已散失，我找了许多地方都没有找到当时的原文。后来，在郑理所著《荣宝斋三百年间》中发现了这段话，我询问他这段话是否摘自叶先生的那篇文章，他说事情已过去多年，也不记得了，但依稀有些印象应当是那篇文章的内容。
(摘自《荣宝斋期刊》，文/孙树梅口述 孙志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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