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海上画派的商业运营模式及其艺术促动力

　　在中国绘画史叙事中，『海上画派』是指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至民国初近百年内在上海兴起的绘画流派。它的出现被看作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中国近代绘画的开始。『海派』称谓最初肇始于书画界，一开始专指格调不高的一些上海画家，带有明显的贬义，这种贬义的观点也延伸至京剧界和文学界。后来，文学界对『海派』和『京派』各自的优长与弊端的争论均作了较深入的剖析，不仅为『海派』正名，也赋予了其确切的涵意。此后，『海派』一词不再含有贬义，并被广泛使用在文化史、艺术史的叙述中。由此，『海上画派』的称谓亦得以确立并沿用至今，渐渐发展成为声势赫的地域画派。

　　不过，由于『海派』所产生的时代和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海派』称谓的内涵已经不是传统观点诠释下的『流派』概念，而是从更高层次和更宽泛范围角度对一种文化现象的概括，即指近代城市的一种地域文化类型和近代文化的一种『都市型』文艺思潮。『海上画派』是其在绘画领域的反映，故必然具有显现『海派』文化特征的共性，即它的形成与发展同近代以来上海发达的商业经济和都市文化已经融为一体。

　　一 日益发展起来的商业化城市
　　近代上海文化的发展与上海社会的商业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海派文化一部分的海上画派也不可避免的打上了商业化的烙印，它的产生与发展伴随着上海商品经济的繁荣。
　　据《上海县志•十四卷》载，上海『最初开埠是在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即一八四三年十一月十七日。随着租界的设置、银行的建立及各地富商的涌入，上海迅速崛起，一跃成为中国乃至远东最繁华的商业城市。富庶的经济，为书画的兴盛搭起了坚实的平台，就像当年扬州的商业发展孕育了扬州画派那样，正是上海经济的繁荣、商业文化的兴盛，使『海上画派』应运而生。

　　近代上海形成了金融、工商业为主导的特殊社会环境，促使海上绘画逐渐纳入商业化的轨道。近代上海绘画商业经营的组织和渠道，主要通过艺术交易中介人、笺扇店、美术社团、报纸杂志的宣传等方式来进行，影响着书画家的艺术创作。书画家进行作品交易也逐步从过去狭小的社交圈走向社会化商品市场。

　　二 艺术经营机构、经纪人的中介作用
　　清朝末年，繁荣的大都市上海出现了比较专业的书画经营机构—笺扇店，主要以制备无色笺纸、楹联，各式时样纨折扇、颜料、耿绢、雕翎和代乞时人书画为经营项目。当时有很多有名望的笺扇店，如古香室笺扇店、得月楼、九华堂笺扇庄等，随着艺术家与笺扇店老板的密切交往，开始了接件鬻画的职业生涯。笺扇店老板不仅为画家们提供衣食住行、绘画的条件，同时将画家的作品置于店中帮他们出售，招揽顾客，为卖画人与购画者之间提供便利。笺扇店的运作方式主要有三种：一、画家与买主之间的直接交易；二、通过熟人、朋友或中间人进行的非直接交易；三、以资助画家为门客幕僚的反噬换取画作。由此可见笺扇店对画家们的中介作用。作为中介机构，笺扇店的存在是判断交易是否具有市场性的标准，为艺术品交易的完成和艺术市场的完善起到积极的作用。
　　如果说笺扇店、画店是字画销售的社会化渠道，那么中介人就是私人化的途径。近代上海的商业性质催生了一种中介人『掮客』。他们为书画家承接售画的生意，并从中收取一定提成，在性质上他们属于典型的商业中介人。另外，书画家、友朋之间的辗转委托或相互推介和提携也可以看成是中介的身份。
　　赵之谦是海上画派大家，但根据记载，赵之谦一生在上海逗留的时间仅有几次，而他的书画在上海『墨迹流传，人争宝贵』的原因，就归因于书画交易中介人的存在。正是得益于艺术经营机构、经纪人的出现并逐步发展完善，才使得近代书画交易转向社会化、商业化的交易轨道。

　　三 润格的出现
　　笺扇店充当的是求画者、买画者与书画家之间的中介，因此在笺扇店、画店挂『笔单』出售作品是最通用的办法，即给书画制定『润格』。在近代以来的商业化进程中，以润例为中介，在上海逐渐形成了一个成熟的书画交易市场，书画买卖不再局限于一种私下交易，而是成为了一种普遍性的商品交易活动，正是这种稳定的书画市场需求和大的商业背景，催生了海上书画市场。因此，书画润例的出现，无疑是海上画派商业运作模式中的标志事件。
海上画派的书画润格一般由书画家自己制定，也时见请人代订的情况。例如王一亭、潘天寿为来楚生代订润格，吴昌硕为陈半丁等代订润格。请名人代订既有捧场又有抬高身价的意思，为的是通过公认的方式，以符合艺术品价值的社会度量标准推销各自的作品。名人的信誉成为近代书画推销的重要砝码。而对于润格的公布方式除了前面提到的在笺扇店挂笔单的方式外，报纸杂志等传播媒介也成为书画家『广而告之』，宣传自己润格的渠道。主动的明码标价成为定则，而且书画家制定润格时充分将书画的材料、技法、形式等作为议价的条件。不同的尺幅、形式、题材、画法均有不同之价格，而且还往往注明『润先笔后』『恶纸不书』『寿屏不书』等条件。

　　由此可以看出，润例使书画交易活动更加有章可循和简单便利，令卖画行为进一步走向规范。但同时也应该警惕由于市场炒作所造成的书画价格定位与市场认可程度错位的现象。

　　四 艺术消费阶层—艺术消费者的赞助和支持
　　这一时期的消费阶层由封建时代的贵族、官僚、士绅文人阶层转向商阶层。上海逐渐壮大的市民阶层是一个庞大的书画消费群体，为绘画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面对广阔的市场需求，画家也不再拘泥于传统与固执，在市场面前表现出圆通的一面，表现为迎合市场，开始大量作画。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海上画派的崛起与商人阶层的支持和赞助有直接关系。作为早期资产阶级的代表，盛宣怀最大的贡献就是投资创办了书画团体『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前身上海书画研究会）。商人兼画家王一亭，以及实业家兼收藏家庞莱臣等都是当时著名的艺术赞助人、收藏家。王一亭就曾是『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的骨干之一。而后，王一亭发起创办上海的另一个重要艺术团体『豫园书画善会』。钱吉生、高邕、吴昌硕、杨佩父、蒲作英、杨东山等画家都是其中的会员。另外，王一亭发起创办不少社团。画家兼实业家的特殊身份使得王一亭对海派画家的推崇不遗余力。
　　可以说，近代上海画坛影响最大、持续时间较长的两个社团都是在商人的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当时的赞助人不仅创办各种画会团体，许多有天赋的画家也是在上海商人的赞助和提携下，在上海乃至全国声名鹊起。
　　王一亭对吴昌硕的帮助即起到关键性作用。王一亭介绍日本重要人物和他认识，帮他做宣传，并带他做生意，吴昌硕因此饮誉海内外。还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赞助人，如严信厚、陈小蝶、杜月笙、虞洽卿、李薇庄家族都通过自己的社会地位、人脉和号召力为画家的艺术事业打开局面。

　　海派画家的崛起也得到了外国商人的资助，尤其是来自日本的赞助群体。民国时期的上海，不少日本人寄居于此，既有商、政界的要人，也有日本书画家。他们对中国艺术十分痴迷，赞助了当时很多书画家，而其中最成功、最具代表性且公认的是对吴昌硕的支持。日本画家、实业家们喜爱并崇拜吴昌硕的艺术，到处宣传他，提高他在画坛上的地位。在上海，赞助者们如白石六三郎等人多次为吴昌硕举办展览。在日本，当时的求文堂、至敬堂、长崎双树园等画廊和出版社争相出版吴昌硕的印集、书画集，并为他开设展览。一时间，日本人『纷纷来求昌硕的妙绘，虽寸缣尺幅，视为至宝』，由此可见吴昌硕画件在日本受追捧的程度，他的作品大量流向日本，而这都离不开王一亭以及日本实业家们的赞助与支持。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城市经济日益繁荣的上海，商人需要画家，画家更需要商人。

　　五 美术社团的经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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