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职贡图》卷到《乾陵王宾像》看初唐时期的对外交流

　　从先秦到明清，中国历史上的对外交流状况大致呈现出抛物线形，其中唐代的对外交流处于抛物线的顶点。唐代以前，虽有汉代诸单于『称臣入朝事汉』，也有魏晋南北朝外邦『每岁遣使献方物』，但见诸于美术作品者却极少。然而初唐时期描绘对外交流的美术作品却呈现出一片繁荣，因此这一时期有关番邦来朝的美术作品格外值得关注和研究。
　　本文选取初唐时期阎立本《职贡图》卷和唐高宗、武则天合葬墓中《乾陵六十一王宾像》为研究对象，试以图像为基础，从社会学角度对其反映的初唐时期的对外交流情况进行探讨。
　　唐阎立本《职贡图》卷在描绘对外交流景象时创建了一种『情节样式』，即将朝贡的人物安排在一个行列中，人物之间有情节性的关联，而不是像萧绎《职贡图》那样描绘独立人物行进并旁列榜题的方式。后世受『情节样式』的影响描绘对外交流的作品有唐代周昉《蛮夷执贡图》，元代钱选《异域归忠图》《西旅献獒图》等。

　　《乾陵六十一王宾像》的意义更加珍贵，因为此前或此后都再没有如此大规模的外邦人像雕塑群。唐太宗昭陵中有外国人塑像十四人；中晚唐泰陵至靖陵中的蕃像数量减少；北宋仍有客使像列于陵前；元明清陵前石像渐衰落，数量和种类都有变化，却没有王宾像再出现。初唐(六一八—七一三)，大体对应的是唐代开国至唐玄宗先天元年（或称武德至开元初）之间。初唐时国力强盛，唐太宗复苏国力，平东突厥，受尊『天可汗』，成就『贞观之治』。唐高宗击败西突厥、高句丽等强敌，建立『永徽之治』；高宗中后期，武后执政，对内继续发展农业生产，完善科举制，对外完善外邦人在唐供给规定。总体来说，初唐时期政治经济已非常繁荣，外交政策也极为开明。这些政治举措和经济规定带来的影响也都反映在美术作品中。

　　阎立本《职贡图》卷以一字型横列法描绘了一行二十七人的行列，皆胡貌梵相，他们携带着各式各样的珍奇物品，有象牙、孔雀羽毛霎扇、鹦鹉等。根据其衣着身份可大致辨别其中人物的等级身份关系：其中有一人骑马，身着长袍，系头巾，穿靴，头有垂丝带华盖，可见其身份高于其他人。另有一人手捧珊瑚，着长袍，系头巾，穿黑色鞋，头有羽毛华盖，等级次于前者。马前后有穿长袍，穿红色鞋，系头巾，扛兵器及霎扇者二人。其余人物皆身着寸缕裸足行进，可见其等级低微。据李霖灿先生考证，此画描绘的应是唐太宗贞观四年（六三○）时，南洋的婆利、罗刹、与林邑等国前来中国朝贡及进奉各式珍奇物品的景象。图中人物等级分明，货品数量不多却珍稀，人物面部表情严肃、身态灵动，有的顾首交谈，有的抬臂指向，可见画中行进行列场面之热闹，人物体态显示出一种遮掩不住的喜悦。
　　此图作者为初唐阎立本，出身于绘画世家，曾任工部尚书、后任右相、中书令，封博陵县男。因其所处时代环境及其身份地位之高，阎立本对《职贡图》中所绘的类似朝贡事件十分熟悉，因而此图基本可以反映出当时朝贡的真实状况。此幅作品虽可能为摹本，但对反映唐代对外交流的历史状况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同样具有参考价值的还有几乎同时期的石刻雕塑群—《乾陵六十一王宾像》，也称作《六十一蕃臣像》。《乾陵六十一王宾像》为唐乾陵的六十一尊石像，列于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合葬陵朱雀门外东西两侧，尽数为胡人形象，可惜大多石像的头轶失。
　　石像与真人等大，双手持笏而立，衣服装束有胡人特色且各有不同，身材比例不尽相同，具有一定写实性。宾像身旁所挂鞶囊样式各样，垂带长短有所差别，标志着身份等级差异。人物背后原有表明民族、姓名、头衔的刻铭，今多已漫漶不清。据陈国灿先生考释，其中树立的人物有不同地方的国王、可汗、大臣、王子、城主、州刺史、部落酋长等。其中有『朱俱半国王司陀勒』『于阗王尉迟』『吐火罗王子特勤羯达健』『吐火罗叶护多伽十姓大首领盐泊都督阿史那忠节』『默啜使移力贪汗大干』『播仙城主何伏帝延』『故大可汗骠骑大将军行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等。可见初唐时期来唐外国人的数量、层次之多。六十一座王宾像行列整齐地分布在内城门阙与城门之间的东西两侧，西侧三十二尊，东侧二十九尊，拱手直立的姿态和整齐的队列给人一种朝觐天子的庄严感与崇敬感。
　　《乾陵六十一王宾像》和《职贡图》卷中的胡人引发我们思考：是什么驱使这些诸多不同等级的外邦人来唐？又是什么让他们的朝贡既严肃又欣喜？是什么使这些地位崇高的外邦人甘愿以如此恭敬的姿态为唐天子守陵？按理推断，能吸引一个人远道而来的因素，不外乎仰慕之情感，或诱人的利益。一个城邦大抵也是如此。那么究竟是如何的仰慕，又是怎样的利益使得外邦人把唐奉为天朝呢？
　　从《职贡图》卷和《乾陵六十一王宾像》中可以看出，初唐王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已经非比寻常。番邦使者神态体态中表现出的恭敬，一方面隐示着初唐王朝政治的繁荣稳定和国力的强大，尤其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之下显示出的独特魅力。

　　七至八世纪，阿拉伯与波斯帝国、拜占庭帝国正在进行地中海霸权的争夺，唐王朝处于唐太宗统治中后期，国力雄厚，四夷宾服。在动荡的世界局势下，许多小国以朝贡或者派遣蕃王子弟入质唐朝的方式，表示对唐的忠心归顺，来博取唐王朝政治和军事上的庇护。宋人评价说：『唐之德大矣！际天之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故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蕃王子弟入质者如新罗王金法敏，金春秋之子，永徽元年（六五○）被新罗王金真德遣入长安，拜为太府卿；高丽国泉男生，高丽盖苏文子，乾封元年（六六六），盖苏文死后，代为莫离支，后又加封大莫离支，次年入长安被拜为特进、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安抚大使，封玄冤郡公。
　　另一方面，经济是带动一个国家发展的强劲动力，初唐王朝经济的繁盛及其容纳百川的气魄也是吸引外邦人来朝的重要原因。清代《全唐文》记载：『奉宣皇化，临而存之，除供进备物外，并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可见，向唐王朝进贡可以促使本国对外贸易发展，从而增强国家经济实力。
　　此外，也有受唐文化吸引来朝者，最著名的有新罗人崔致远，十二岁时乘桴（筏）西渡唐朝，立志参加科举考试。临来时，其父告诫他说：『十年不第进士，则勿谓吾儿，吾亦不谓有儿。往矣，勉哉，无隳乃力。』致远来唐后，恪守父训，终于在僖宗咸通十五年(八七四)进士及第，后授宣州溧水县尉。既有对唐文化的真诚爱慕，又可以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双重利益，《职贡图》卷中人物欣喜与严肃交织的表情和体态，以及《乾陵六十一王宾像》中人物恭敬顺服的姿态就自然可以理解了，这也是乾陵王宾像身份、层次多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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