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邦建霸—山西翼城出土西周霸国文物珍品

　　2015年11月，深圳博物馆联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共同举办了“封邦建霸——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西周霸国文物珍品”展。大河口墓地考古，是我国近年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曾被评为“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本次展览即是对这一考古发现的全面展示。

　　大河口墓地位于山西省南部翼城县大河口村，2007年秋，由于受盗墓威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开始对墓地进行考古发掘。这次考古前后历时4年，共发现西周墓葬577座，车马坑24座，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青铜器、玉石器、陶瓷器、漆木器。收获的许多青铜器都带 有霸或霸伯的铭文，研究确认，大河口墓地是西周时期由周王分封的一个很小的封国——霸国的墓地。
　　此次展览遴选了这次考古收获中的各类文物精品186件（组），主要是各类青铜礼器，此外还有玉器、金器、原始瓷器、陶器，等等。在这批珍贵的文物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也是最重要的展品，全部出自几座大型贵族墓葬，其中就有霸国最高统治者——霸伯的墓葬。

　　一号墓是整个大河口考古发现最早的墓葬，时代大约在西周早中期之际，墓主人是霸国最早的一代霸伯。这位霸伯在位的时候，正值周武灭商后王朝蒸蒸日上的兴盛时代。伴随着周人的东征西讨、开疆拓土，周王朝的势力范围不断地向四方延伸。为了统治广袤的疆土，周王朝开创了封建制，将国土分封给各级贵族，建立诸侯国，以为王室屏藩。史载“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天下可谓诸侯国林立。而霸国，这个籍籍无名的诸侯小国就是其中的一员。
　　霸国虽然未能青史留名，但是一号墓中出土的随葬品却足以展现出这位霸伯当时的赫赫声威。墓中共发现了70多件青铜礼乐器，特别是其中24件青铜鼎和9件青铜簋，是迄今为止考古所见到的西周高级贵族墓葬中陪葬青铜鼎最多的。

　　展览中展示了近百件来自一号墓出土的文物，这其中就有墓葬中最大的青铜鼎——兽面纹大铜鼎（图一）。此鼎高55厘米，腹、足部均饰有扉棱，鼎腹部一周装饰三组半浮雕的兽面纹，类似的大铜鼎通常只在商周之际的高级贵族墓葬中随葬。稍小的一件兽面纹铜鼎（图二），高约42厘米，形制与兽面纹大铜鼎相似，此鼎内壁铸有铭文：“伯作宝尊彝”，是一号墓中唯一一件有铭铜鼎，铭文中的“伯”，很可能指的就是墓主人霸伯。
　　霸伯墓葬出土的青铜鼎中，除了圆鼎，还有方鼎，展览中就有其中一件圆角的带盖铜方鼎（图三）。青铜方鼎是商周时期青铜鼎的重要形制之一，它在青铜礼器中占有重要位置，随葬方鼎的墓葬通常都是级别较高的贵族墓。此鼎形制不同于常见的方鼎，与宝鸡竹园沟十三号西周初年墓所出的青铜带盖方鼎较为相似。鼎盖打开之后，发现有当年盛食残存的兽骨，情况与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一六〇号墓所出有盖提梁鼎相同，可见此类带盖圆角铜方鼎在用途功能上有一致的地方。其用途很可能是在祭祀与宴客场合中，先用最大的鼎煮食肉类，煮好后再分装到小鼎之中食用。
　　鼎是夏商周三代青铜器中数量最多、地位最重要的器类。既可以作为贵族日常生活中的烹煮器和盛食器使用，同时也是贵族进行宴飨、祭祀等礼制活动时最重要的礼器。大河口墓地一号墓出土大大小小24件铜鼎，不仅展示了霸伯在周王朝贵族等级中的地位，而且也是其财富的象征。这座霸伯墓出土的众多青铜鼎，也反映了西周时期周人开始形成以鼎为核心的礼器使用制度，到西周后期，这一用鼎制度会逐渐规范成文，成为古籍中记载的“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的“周礼”。

　　与鼎相配的是青铜簋，为盛食器，通常用来盛放稻粱之类的饭食，是商周青铜礼器中重要的粢盛器。展览展出了一号墓出土的9件青铜簋中的7件。这些青铜簋形式多样，有圈足簋、方座簋、鼎式簋、三足簋等，囊括了商末周初常见的铜簋的样式。其中有的装饰华丽，有很强的雕塑感；有的铸有铭文，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霸仲簋（图四）为三柱足簋，是西周早期新出现的器形，流行时间很短，到西周中期以后就消失了。器、盖上都铸有铭文：“霸仲作旅彝”。霸仲是霸国的贵族，仲是指兄弟排行，按照西周“伯、仲、叔、季”的排行习惯，霸仲应该是霸伯的弟弟。这件簋铭文的意思是，霸仲作了这件用于祭祀的礼器。
　　霸簋（图五）是一件非常少见的鼎式簋，其底部如同青铜鼎一般配有三个柱状足。簋盖和器内底都铸造有铭文：“芮公舍霸马两、玉、金，用铸簋”，大意为芮公赐予霸国两匹马、玉、金（青铜），霸伯让人用金铸了一件簋。这里的芮公指的很可能就是《尚书》中提到的周王室大臣芮伯。《尚书•顾命》篇曾记载周成王死前，安排重臣辅佐即将继位的康王，芮伯是仅次于太保召公奭的重臣。霸簋铭文中，霸伯与周王室重臣芮公之间通过赐器的方式往来联系，反映了西周早期的霸国不是一个普通的偏远小诸侯国，事实上一号墓中还发现了霸国与燕国通婚的青铜铭文。

　　父戊簋（图六）是一件器型厚重的铜簋，较一般铜簋显得更加制作精良、装饰考究。铜簋两侧的环形耳装饰造型极其夸张，引人瞩目。环耳从上到下由牛、鸟和象三种动物嵌合而成（图七）。环耳上牛头口微张，衔住鸟头，鸟眼圆睁，钩形鸟喙突出；环耳的中部有浅浮雕的羽翅纹，下接小巧精致的鸟爪，向后垂落尾羽；环耳的底部鸟身下方，一头大象的头部伸出，象鼻倒卷回额头，两侧突出尖锐的象牙。整个环耳形成一种复合动物的立体造型，极具雕塑感。这种鸟兽嵌合的装饰风格起始于商代晚期，最初多为兽首衔鸟的形式；到西周早期这种装饰达到极致，出现了多种动物组合一体的样式。与父戊簋相类似的还有北京琉璃河西周早期燕国墓地出土的乙公簋，器物的环耳是昂首挺胸的鸟身，圆睛钩喙，鸟下接长鼻上卷的大象形成器足。
　　在父戊簋内底还铸有铭文“ 父戊”（图八）， 应是族徽。商周时代的贵族，在青铜礼器上铸造代表自己氏族的徽记，这是最早在青铜器上出现的铭文。代表族徽的铭文，常常以图案的形式出现，并加以艺术化的设计，看起来非常的有趣，比普通文字类铭文也显得更为突出。父戊簋的族徽较为少见，《殷周金文集成》中收录一件类别不明之器（编号一〇五三五），铭文中的族徽（图九）与此簋相同。
　　伯簋是一件方座铜簋（图十），簋内底铸铭文“伯作彝”。方座簋是是西周早期新出现的器型，使用者多为诸侯或王室重臣。此簋方座内悬挂有一铜铃，铃舌保存完好（图十一）。类似精巧的“悬铃”铜器，在晚商到西周时期并不多见。这种悬铃的设置一般出现在带圈足的器物底部，较为隐蔽。在未受外力的情况下，小铜铃会产生轻微的摆动，从而发出悦耳之音。学者们对悬铃的功用多有推测，但尚无定论，或许仅是当时贵族对不时作响的悦耳铃声的喜好。


　　燕侯旨作器是本次展览当中重要的一组器物。展览中有两件青铜卣、两件青铜爵，都是西周早期燕国国君——燕侯旨所作的铜器。燕国是周初分封于现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一带的一个姬姓诸侯国。燕侯旨是燕国的第二代国君。有关燕国的早期历史非常简略，甚至连早期几代燕侯世系都未能留传下来。而考古发现则极大的弥补了史籍的缺失。这组燕侯旨作器，有两件青铜爵是燕侯旨为其父辛所作的祭祀礼器。另外两件青铜卣则与霸国有关，是燕侯旨给他嫁到霸国的“姑妹”（小姑姑）专门制作的青铜礼器（图十二）。这两件青铜卣一大一小组成一对礼器，形制、纹饰、铭文都相同，器型高大厚重，纹饰制作精细，特别是提梁两侧装饰的青铜兽首形似貘首（图十三），圆耳短鼻，十分生动。值得一提的是这对青铜卣出土时，器物内有乾坤，都藏有多件小型酒器。其中较大的一件内置酒器一套7件（图十四），分别是斗1件、单耳罐1件、大小不同的觯5件。斗是用来从酒器内舀酒出来的勺子。觯应该就是用于饮酒的杯子。单耳罐则较为特别，不属于中原商周青铜器的形制，从其样式来推测，可能是用于给觯中添酒。

　　除了青铜器外，展览还展出了一号墓出土的精美玉器。玉器是中国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最为重视的宝物，进入青铜时代更是体现权力、等级、财富的象征。商周时期的高级贵族不仅生前穿戴高级服饰佩玉，死后还大量随葬礼仪用玉。玉戈就是其中一种。玉戈与铜戈形制相仿，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礼仪性兵器，一直沿用到商周时期，是西周高级贵族墓葬中必备的瑞玉。大河口墓地一号墓出土的一件玉戈（图十五），长23.5厘米、宽7.6厘米，色微黄，玉质光润，磨制精细，形制大且厚重。根据学者研究，玉戈实际上就是周礼中常提到的玉圭，在祭祀时由祭祀者手执以为象征身份等级的瑞玉。圭成为周代的瑞玉，是和周代的命圭制度密切相关的。据文献记载，周天子在册命诸侯贵族时，赐圭是其中必要的仪式。作为瑞器的大玉圭更多地是男性贵族的身份标志物。

　　组玉佩是周代服饰用玉中结构最复杂、色泽最鲜艳者，通常是以玉璜、珩为主要构件并以各类管珠连缀而成的成组佩玉。主要出现在西周高等级贵族墓葬中，无分男女。作为礼仪性的玉饰，玉组佩展现了贵族的身份地位，同时也有节步的功能，即身为贵族，要举止有度。展览中展出了两组组玉佩，均为胸前垂挂的联璜玉组佩，由玛瑙珠、玉管、玉璜等串联而成。其中一件出自一号墓，为二联璜玉组佩（图十六），通长35.3厘米，其中两件联璜为鱼形玉璜（图十七），玉色白，局部沁有黑褐色瑕斑，通体磨光，纹饰雕刻极其精细，通体以周人惯用的双阴刻线雕出变形云纹，眼、鳃、鳍等部位均用匀称、细密的阴线琢出纹饰，使轮廓和细部有机融为一体，风格写实，雕琢技法娴熟。
　　一〇一七号墓是继一号霸伯墓之后的又一代霸伯的墓葬，墓室面积17平方米，墓主头向西，有腰坑。墓室内发现大量青铜器、玉石器、锡器、蚌器、贝等，数十件青铜礼器置于墓主头前棺椁之间，其余青铜器发现于棺椁之间或棺盖上。一〇一七号墓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上虽然不如一号大墓多，但论精致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次展出的霸伯罍（图十八）属霸伯自己的青铜礼器，是盛酒器，在其口沿内壁铸有“霸伯作宝尊”（图十九）五字铭文。罍颈部饰两组两两相对的长尾凤鸟纹，肩部饰涡纹加四瓣目纹，肩部以下饰整齐而密集的羽翎纹。这件铜罍通体布满纹饰，这在商周时期的铜罍中是非常罕见的，配以器身翠绿的锈色，整体显得十分华丽。

　　凤鸟纹铜尊（图二十）则是一件青铜酒尊，高25.4厘米。整体器型大气厚重，器身饰以四条扉棱，并在口沿处如同飞檐般挑出。扉棱之间则装饰有三层不同的凤鸟纹饰，上层凤鸟长尾上扬倒卷，底层凤鸟长尾后垂。而中层鸟纹形体最大，也最为独特，以突出的扉棱作为鸟首装饰，长长的鸟喙倒钩，鸟身纹饰铺满器身，呈“三层花”式层层装饰。这种立体凤鸟纹非常少见，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藏周公东征方鼎较为相似。
　　霸伯尚盂足为三个象首（图二十一），大象的鼻子外卷，颇为生动，在青铜盂的内壁有一篇116字的长篇铭文，其中有“唯三月，王使伯考蔑尚历……霸伯拜、稽首，对扬王休，用作宝盂，孙子子其万年永宝”，这是一篇反映西周聘礼的文字记录，伯考代表周王来霸国蔑历和赏赐霸伯，霸伯回赠伯考和周王礼物，这篇铭文可以与《仪礼•聘礼》互相印证。
　　一〇一七号墓中出土的铜人顶盘（图二十二），小巧精致。铜人为男性，跽坐，双手置于大腿上，腰部着敝膝，眉清目秀，长鼻子，头顶有一个圆形垫，垫上为一铜盘，双附耳。考古学家推测可能是一件青铜灯，如果真是这样，当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灯了。
除了以上几件精美的展品之外，整个展览中最为引入夺目的要数大河口墓地二〇〇二号墓出土的鸟形盉（图二十三）。
　　鸟形盉内有铭文，自名为盉，通高35.2厘米、通长37厘米，是商周时期青铜器中一种新器形。盉多与盘配套用于祭祀或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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