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隶和—唐隶书法家卢元卿钩稽

一 唐代隶书与道家书法概况

　　在隶书发展史上，从书家出现的多寡、遗留书作的数量以及后代影响力大小来看，无疑汉、唐、清都是隶书发展的高潮时期。唐代隶书①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初唐的隶书基本宗法汉魏古体，特别是隶书风格多受以蔡邕为中心的《石经》古法的熏染，出现了善隶法的欧阳询、薛纯陀、殷仲容等人；唐盛期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文学艺术也越发灿烂，特别是审美风尚，在唐明皇的倡导下丰容艳肌、『壮硕』的杨贵妃式之美，逐渐成为盛唐时期艺术审美的主流趋向。隶书也在唐玄宗本人的不懈倡导下，逐步从『汉魏古法』过渡到『明皇新体』。涌现出一大批以专擅隶书著称的书法家，如韩择木、蔡有邻、史惟则、李潮等高手。正如柯昌泗在《语石异同评》所言：『唐人分书，明皇以前，石经旧法也，盖其体方势峻。明皇以后，帝之新法也，体博而势逸。韩蔡诸人，承用新法，各自名家。』②唐代隶书的面目也以『明皇新体』以后的代表风格为主体，后代喋喋讨论的唐隶代表，也是以『明皇新体』以后的体式为主。

　　唐代从事隶书创作的不仅有如韩择木、史惟则这样的一大批庙堂重臣，也有如道教中的高道李含光、鱼又玄、梁元一、卢元卿等一大批擅长隶书的道士书法家。
　　在唐代，道教的发展盛极一时。唐王朝的统治者，假托其李姓为老子（李耳，字伯阳）之后裔，奉老子为始祖，以道教为国教粉饰其统治之正统，从而给道士以特权，在财力、物力上给予极大的投入，从下层百姓到官宦士大夫乃至皇族贵戚，普遍崇道修仙。据杜光庭《历代崇道记》记载：『从国初以来所造宫观约一千九百余所，度道士计一万五千余人，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斋舍庄为观并不在其数。』③
　　作为唐帝都的长安地区，许多道教宫观系皇家敕建，规模很大，观中道士多由儒入道，承担皇室的修道专业咨询和皇家祭祀，因受皇室重用而名位显赫。如玄宗时道士王屿被授以太常博士、侍御史兼祠祭使等职，历职几朝。除事祠祭之礼，书法在道士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隐于朝市的道士们『讽味黄老，致息心于真妙；抑扬游夏，涤烦想于诗书。』④善书的道士多以书法抄写经卷，把书法作为『游于艺』『涤烦想』的修『道』手段；同时把书法用于交游、应酬，乃至礼祭、誉墓等活动中。如茅山道士李含光和鱼又玄、梁元一等都以擅长书法而名高当世，长安太清宫道士卢元卿即是其中一位书法家。
　　从唐代道教发展史的角度衡量，卢元卿虽算不上声名显赫的道教人物，但从当时上层文人记述及张彦远著录来看，则是一位高士。深入研究卢元卿的书法，特别是其专擅的的隶书，对了解唐代隶书发展及唐代道教书法有重要的意义。

二 卢元卿其人考证

　　卢元卿的生平《两唐书》均无记载，仅可查到同期文人对其的零散记述。从这些材料来看，卢元卿不仅是修道有成的道家，亦是当时广受赞誉的书法家和收藏家。更为难得的是，他还留下唐代仅存一部道家书法著作，便是收录于张彦远《法书要录》的《法书录》。正如当代书法史论家朱关田先生之评述：『唐代道教及道教中人，不见有论书之诗文，唯见卢玄卿⑤《法书记》⑥……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四收录。』⑦可见卢元卿不仅以善书著称，且精于书法著述。

　　有关卢元卿的最早记载，见唐代德宗、宪宗朝宰相权德舆在《太宗飞白书答诏记》⑧一文。全文据录如下：
　　『太宗文皇帝飞白书十二句五十五字（集有者），贞观十六年答左散骠常侍刘洎之诏也。吾观古之令主未尝不虚已以纳谏，古之良臣未尝不匪躬以尽直，然後百度贞九有清系此物也。初，太宗与公卿大臣往复古义，以聪明示群下，洎退，而上书其大旨以为动神机、纵天辩，不若凝旒虚襟以至公，慎取舍而已。故沃心以纳，优诏以答。嘉其忠，故以诚词；渥其礼，故以手翰，史臣实录具载其事。有都官郎中窦泉⑨者博古尚艺，贞元初得其书於人间。太清宫道士卢元卿又得之于窦氏。元卿工为篆隶八分诸书，且（应为「具」，笔者按）其家法，保而藏之久矣。元和五年夏四月，予以太常斋荐于宫，师因出以示予，予乃整衣冠，离次捧视，且以见盛唐建巍巍无穷之基，在此编也。至若缥缈鸿翥之势，轻浓蝉翼之状，子敬白而不飞，子云飞而不白，稽合众美，裁成绝艺。又以见哲王之余裕，书圃之逸品云。』⑩
　　权德舆此文是其在宪宗元和五年（八一○）夏四月，以太常卿奉祀宗庙社稷而入卢元卿所住的太清宫时，观赏了卢元卿收藏的唐太宗所书的『飞白书』后所写的观后记。
　　权德舆（七五九—八一八），字载之，天水略阳（今甘肃省秦安县）人。
　　未冠即以文章称，杜佑、裴胄交辟之。德宗闻其材，贞元八年（七九二），征为太常博士，『朝士以得人相爱』，改左补阙，兼制诰，进中书舍人。历礼部侍郎，三知贡举。贞元十年（七九四），权德舆转起居舍人，知制诰。贞元十八年（八○二）以中书舍人典贡士，后拜礼部侍郎，转兵、户、吏三曹侍、太子宾客，迁太常卿。宪宗元和初（八○六），历兵部、吏部侍郎，坐郎吏误用官阙，改太子宾客。俄复前官，迁太常卿，拜礼部尚书、同平章事。会李吉甫再秉政，帝又自用李绛，议论持异。德舆从容不敢有所轻重，坐是罢。以检校吏部尚书留守东都。复拜太常卿，徙刑部尚书，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元和五年（八一○），权德舆以『陈说谋略多中』，拜礼部尚书，同中书让门平章事，参与朝政。宪宗元和八年（八一三），权德舆免去宰相职务，以逼吏部尚书留守东都，复拜太常转刑部尚书，出镇山南西道节度使，后因病求还，卒于途中。赠左仆射，谥曰文，著有《权载之文集》五十卷，诗三百八十首。德舆积思经术，无不贯综。其文雅正赡缛，动止无外饰，而酝藉风流，自然可慕，为贞元、元和间缙绅羽仪。《两唐书》均有其传。
　　联系权德舆其人，从以上所引的权氏文中，我们不难看出卢元卿以善书见称于朝野，不仅『工为篆隶八分诸书』，且『具其家法』，应是书法世家之后。而能被权德舆这样的『显宦』尊称为『师』，可见卢元卿的身份特殊。作为一代明君的唐太宗，一生酷嗜书法，往往书赐臣下，其法书在唐代这个书法很兴盛的时代，即使吉光片羽亦被皇室戚贵、士大夫们视同拱壁。卢元卿能收藏到太宗墨迹，亦见其收藏水平不低。引文中还提到卢元卿从窦臮处得到太宗墨迹，也显示卢氏与唐代书法家、理论家窦臮有交往。窦臮是唐天宝间人，字灵长，扶风（今陕西省麟游县）人，官至检教户部员外郎、宋汴节度参谋，与其兄窦蒙均以擅书名世，著有《述书赋》。
　　卢元卿所住的太清宫也非普通道观，据《唐两京城坊考》载，太清宫位于长安城内的大宁坊西南隅（在今西安市长乐西路杨家村至四医大一带），地近三大内，朝官第宅密集。开元二十九年（七四一），唐玄宗命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唐玄宗追号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庙一所，天宝元年（七四二）正月，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见于长安丹风门之通衢，以天下太平，圣寿无疆之意传于皇帝，并告赐灵府在尹喜之故宅。』玄宗遣市使就桃林县函谷关令尹台西得之。于是置玄元皇帝庙于大宁坊西南隅。同年九月，改庙名为太上玄元皇帝宫。次年正月，加号『大圣祖』。三月改名太清宫。太清宫是当时玄宗花费了很大人力物力所建的皇家宫观，其中采太白山白石为老子雕像，又以白石雕玄宗、肃宗、德宗像侍立左右，大殿内有著名画家吴道子所画的老子像，观内还设有皇帝驾临的御斋院和公卿斋院。唐玄宗时期太清宫『每天子有事于南郊，即先朝谒太清宫』，每岁四时及腊终在观内举行国家祭祀。特别是唐中期以后，那些从全国各地应召入京的道门大德往往都被安置于太清宫，如文宗太和八年（八三四），麻姑先师邓康延在奉诏入长安之初，就曾『籍隶太清宫』；会昌三年（八四三）衡山道士刘玄靖应召赴京后，也以太清宫为栖迟之地。可见太清宫在当时是长安宫观网络的中心，属于皇家祭祀的核心机构，作为观中的常住，卢元卿当然非一般平庸之辈。有关史书在提到卢元卿时辄冠以『太清宫道士』，这种称谓意味着修为、地位的不俗。中唐大诗人王建有题为『赠太清卢道士』的诗，曰：『上清道士未升天，南岳中华作散仙。书卖八分通字学，丹烧九转定人年。修行近日形如鹤，导引多时骨似绵。想向诸山寻礼遍，却回还守老君前。』

　　王建的诗中并不署『卢元卿』名，只言『太清卢道士』，那么『太清卢道士』是不是就是卢元卿呢？万经的《分隶偶存》卷下、《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三十、倪涛的《六艺之一录》卷三百三十二等，都在记录『太清宫道士卢元卿』所书的『唐渑池县复南馆记八分书』时将王建的诗附于其后，一致认为『太清卢道士』就是卢元卿。而王建约生于大历二年（七六七），卒于大和五年（八三一）后，与卢元卿是同一时期人。由此可以确定王建题诗所赠的『太清卢道士』就是卢元卿。
　　王建是中唐时期的大诗人，字仲初，颍川（今河南省许昌市）人。元和八年(八一三)前后，『白发初为吏』(《初到昭应呈同僚》)，任昭应县丞。长庆元年(八二一)，迁太府寺丞，转秘书郎。在长安时，与张籍、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杨巨源等均有往来。大和初，再迁太常寺丞。约在大和三年(八二九)，出为陕州司马。世称王司马。大和五年，为光州（今河南省潢川县）刺史。王建的乐府诗和张籍齐名，世称『张王乐府』。联系卢元卿的『太清宫道士』身份，王建与卢元卿的交往应在文宗大和初年，王建迁太常寺丞后，因为太常寺丞是与宗庙祭祀礼乐有关的官职。
　　从王建所赠卢元卿的诗中可以读出，卢元卿不仅善书法，是精于『八分』『字学』的书法家，而且是一位『高道』，王建将其比作『未升天』的『上清道士』，『丹烧九转定人年』，可见道行之高；『形如鹤』『骨似绵』之誉虽难避溢美之嫌，却也显示卢氏那一身仙风道骨和出尘之相；寻礼遍诸山后，『却回还守老君前』似乎透露卢氏年事已高。总之，基于当时活跃于文坛的诗人王建这首诗，烘托出卢元卿在上层文人中的影响力。

三 历史视野中卢元卿的书法地位与书法风格

　　现存世的卢元卿书法资料虽只有一鳞半爪，但却弥足珍贵。
　　晚唐的张彦远在其《法书要录》和《历代名画记》中记载了书法家、收藏家卢元卿的一些资料。《法书要录》卷四收有卢元卿所著的《法书录》，该篇文字简短属记事类著述，据卢元卿题注于『元和三年四月五日、六日分别写就』，记录了王廙法书一卷和王羲之法书一卷四帖，经唐内府收藏、名家题跋、装裱幅式及相关见闻，史料价值较高。
　　张彦远著《历代名画记》第二卷『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一节写道『贞观、开元之代，自古盛时，天子神圣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艺购求至宝，归之如云，故内府图书谓之大备，或有进献以获官爵，或有搜访以获锡赉。又有从来蓄聚之家，自号图书之府，蓄聚既多，必有嘉者，妍蚩浑杂，亦在诠量……』此段记载评价了贞观、开元间书画收藏的风气，列举了几类不同类型的收藏家，并在各类后附上若干藏家的人名，『道士卢元卿』被列在『从来蓄聚之家，自号图书之府』之后，与韩愈、裴度、李德裕等名士并列。可见卢元卿是当时著名的大收藏家，而且出自收藏世家，经历世累积，其眼界和鉴识自然非同凡响。
　　综上所述，卢元卿生活在玄宗开元到文宗大和年间，是当时皇家道观—太清宫的一位修学有成的『高道』，与宰相权德舆、诗人王建、书法家窦臮等士大夫相交往，社会地位很高；他是当时受推崇的书法家，有家学渊源，诸书皆能，尤工八分；他还是收藏世家之后，家藏书画之富号『图书之府 』。


　　关于卢元卿的书法真迹，宋代朱长文《墨池编》、郑樵《通志》中都记录有卢元卿所书《渑池县复南馆记》，为『八分书』，《通志》卷七十三还记该书系卢元卿元和十四年（七一九）所书。后来清代的《分隶偶存》《六艺之一录》《御定佩文斋书画谱》等金石书画著作都有著录，但实物于今早已灰飞烟灭。难怪朱关田先生在《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中慨叹：『（包括与卢元卿齐名的茅山道士李含光和鱼又玄、梁元一等书法家）虽名高千载，深得后昆敬仰，然无一纸片石留世，终令人扼腕。』近年来，地不爱宝，卢元卿的书法作品有几件陆续浮出水面，如隶书铭石作品《毕原露仙馆虚室记》《唐故朝散大夫检校太子中允兼殿中侍御史独孤公墓志铭並序》（简称《唐独孤士衡墓志》）和小楷书《唐故朝散大夫司天台冬官正彭城刘公墓志铭并序》（简称《唐刘渐墓志》）。从这几件新面世书作碑刻，使我们得以一睹卢元卿书法的真面目。
　　卢元卿存世的这几件隶书碑刻作品，以《毕原露仙馆虚室记》为较早，此作为铭石隶书，出土于西安南郊。石碑系贞元甲申年（八○四）十月建，太清宫道士吴善经撰文，内容是长安太清宫道士吴善经为自己在毕原（今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所建息迹之所『露仙馆虚室』所作的记文，此文《全唐文》未收录，石刻出土始得见。 全文十八行，计二百一十七字，布字无界格，文字自然排布，整饬俨然。
　　史料多记载卢元卿善隶书，如上文所引，权德舆在《太宗飞白书答诏记》称：『元卿工为篆隶八分诸书，具其家法』；大诗人王建称：『书卖八分通字学』；宋朱长文《墨池编》、宋郑樵《通志》中记录的卢元卿《渑池县复南馆记》书作，也都是『八分书』；清代的《分隶偶存》《六艺之一录》《御定佩文斋书画谱》等金石书画著作也都著录其隶书作品。可见卢元卿的隶书作品都为当时及后来的人所看重、称道。《毕原露仙馆虚室记》这件隶书作品从整体风格来看，隶法灵动斩截，妍丽秀逸，字如『雁足印沙，深渊鱼跃』，体现了唐隶典雅工丽的特点，同时又有自身鲜明的个性。点划刚健劲挺、似昆刀割玉，用笔回护照应、富有动感，结体稍变隶书宽扁，而纵向拉长，整体格调有道家飘逸洒脱之风致，不同于唐盛中期的隶书名家史维则、韩择木等人的深熏汉隶、敦朴沉厚的隶书风格，卢氏隶书系唐隶中典丽、流美一格，亦是『明皇新体』之代表。
　　卢元卿所书《唐故朝散大夫检校太子中允兼殿中侍御史独孤公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唐独孤士衡墓志》），含墓志盖一方，书于元和十二年（八一七），文由『通直郎大理评事于浑撰』，志主为世家大族出身的独孤士衡。该志发现于西安南郊，志形为正方形。全文文字均清晰如新，共二十一行、五百五十六字，行间有细线界格，刻工精良，保存完好。
　　此件隶书墓志是卢元卿晚期隶书的代表作，字体与《毕原露仙馆虚室记》相较更加成熟，风格更加强化，用笔更加劲利、老辣，特别是强化勾挑之笔，结构在扁方中求奇崛，装饰意味也更加浓厚，法度更加严整，行笔之华丽溢于行间，可以视为其隶书成熟期的代表作。
　　卢元卿所书《唐故朝散大夫司天台冬官正彭城刘公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唐刘渐墓志》），保存基本完好，不仅在研究唐代书法艺术上有很高的价值，其史料价值也不容忽视。该志发现于西安南郊，志形为正方形，右上角因水土浸蚀，稍有磨泐，然字迹可辩，全志仅有五字残损不清，全文共四百八十一字可辩，系小楷书就，每行满行二十三字，行间无界格，盖佚。通过志文可知，该志的书写时间在元和元年（八○六）九月二日至十一月十一日之间，为卢元卿中期楷书作品。
　　《唐刘渐墓志》为卢元卿晚期的小楷作品，此作虽为铭石书，经过刻工之手，但其用笔之妙、结体之精仍可窥见，笔划绵厚饱满，巧拙互参，行笔多方起圆收，使转亦易圆为方，丰盈古逸。结字略向左倾，结构富于变化，稳健中含动势。全篇无界格，字形大小略呈参差变化，字间距较紧，章法朴茂而不失灵动，于矜庄中见妍逸，有『二王』《黄庭经》、《洛神赋》等晋帖意趣。其书有意无意地体现出阴阳对立统一。整幅作品予人以动静得宜，闲雅温和之感，体现出卢元卿这位得道高士的温温气度和超尘之质。史料多载卢元卿工于八分书，但观此作，其楷书也卓然出群。
　　卢元卿隶书与楷书之间存在『法』上的潜通性，包括笔法、字法，乃至审美等。通过《唐刘渐墓志》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卢元卿楷书，也能管窥唐中期道家楷书艺术之一斑。如将这件书法作品置入唐代楷书发展序列中，不难看出，此种风格作品与其时代风气的相合性与变异性。人们提到唐代书法往往以『尚法』冠之，其实唐代的书法在审美和风格上同时存在两个向度：一是『尚法』，以追求表现古典精神和客观规律为旨归，不仅仅表现在楷书的创作中，也表现在其他书体上；二是追求表现自我情感和对天地万物的感悟的表现主义倾向，亦贯穿于各种书体。两种取向同时存在，不同时期强弱、显隐程度不同。中唐是一个从审美到书法实践都开始转变的时期，中唐以前第一种风气较强，中唐以后有所转变，对『法度』的重新审视，追求情感表现、主观抒发的趋向开始走向主流，成为后来宋代『尚意』书风的滥觞。这种宏观的演变过程，从『初唐四家』到晚唐五代杨凝式等人的书法创作可以明显看到。卢元卿作为中唐道家书法家的代表，其楷书回应了这一发展脉络，体现了唐书法大风气转变时期的信息。可以看出卢元卿的《唐刘渐墓志》有初唐褚遂良寓妍逸于法度的『二王』之法，风格上十分接近《大唐王居士砖塔铭》(六五八)，刚柔相济、虚实得当，法度呈接褚登善和『二王』，同时又可以窥见其对法度的违和感，点划参用『拙厚』之笔，运笔多以行书笔意为之，以及结构的不稳定等等，都在表达对『法』的重新审视，力图表达自我。卢元卿的隶书也是以其楷书笔法为前提下，自主选择而形成其风格的，卢氏楷书对『二王新体』的开掘，对他的隶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卢氏隶书的妍美整饬，与其楷法汲取『二王新体』有直接联系，甚至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以书法家卢元卿的生平和书法著作为研究对象，可以作为考察唐代隶书的一个代表性个案，同时对研究唐代道教文化与书法艺术之间的联系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此个案还有可继续研究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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