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远的秘密 —18 世纪中国玻璃油画中的西方人（下）

　　18 世纪中国画家绘制的玻璃油画曾风靡欧洲艺术市场，形成一股时尚潮流。本文旨在介绍西方镜子工艺的起源与技术发展，梳理玻璃油画在中国产生和传播的源流，并通过实物对比分析，说明访华西方军官或商人作为艺术赞助人对中国外销玻璃画发展的影响。

　　早期玻璃画肖像

　　此时，广州的画家似乎已经开始充分利用玻璃画各种题材的画作，其中一种就是肖像画。镜子中画肖像是一种值得玩味的想法。肖像主人公看着镜中的双重面相，不知当如何作想？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像小说主人公道林•格雷（Dorian Gray）一样，肖像者也许在面对画中不老的肖像时，比照镜中青春已逝的面容会感到不悦。
　　尽管如此，这种肖像画理念似乎普遍为18 世纪中期造访广州的外国人所接受。1744 年，约翰•派克（John Pike）在广州请人绘制了他的玻璃肖像画；这幅作品至今仍保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海洋博物馆内。
　　约翰•派克是大不列颠人，受到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赞助而航渡至广州的。他一共来华4 次，第一次航行在1732 年，也是瑞典东印度公司首次来华贸易，而他最后一次来访广州是1744年。

　　派克在中国绘制肖像中戴着长至披肩的假发，身穿一件奢华的带有金穗带的长衫马甲。他的姿势造型和当时的欧洲肖像一样，只不过背景是别致的风景，带有程式化画法的花木，还有河流后的高山。在他身旁的是带有中国洛可可纹饰的桌子，上面摆有在中国寓意吉祥的瓜果，还有两本西洋式装帧的书籍。这种中西两种传统相结合的造像方式在18 世纪大多数的—虽然不是全部的—玻璃背画肖像上得以体现：肖像主人公身穿奢华的欧洲服饰，置身于以中国山水为背景的场景中。
　　为派克绘制这幅肖像画的艺术家已无从考证，不过一些广州的玻璃背画画家确有姓名可考。查尔斯•欧文（CharlesIrvine）是派克的货运员，他的文书仍保存在明尼苏达州大学的詹姆士•福特•贝尔图书馆（James Ford Bell Library）。在那里保罗•凡戴克（Paul Van Dyke）教授发现了一份1738 年关于玻璃画家郭呱（音译自Quoqua）的文献，这位画家曾提供有“18幅配有漆框的玻璃画”，另外还有6 幅配有红木框的玻璃画。
　　另外一位和苏格兰有关系的瑞典东印度公司货运员是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他曾在18 世纪40 年代三次造访广州。后来他出版了《中国建筑和家居设计》（1757）为他在英国的建筑家生涯奠定了基础。书中有一幅插图介绍了“中国服饰”；还有一些图案，根据脚注：“是从著名中国大师萧先生（Siou Sing Saang）的画作临摹而来。我在广州的时候聘请他在玻璃上画各种各样的中国服饰。”

　　 虽然，钱伯斯很有可能对此夸大其词（甚至可能捏造了姓名），我们可以认为在他造访广州期间，已经有一些“大师”以他们的玻璃画技法闻名。
　　1751 年，瑞典植物学家彼得•奥斯贝克（Pehr Osbeck）曾对玻璃背画画师们的活动有所记录，可惜没有著录他们的姓名。当地的玻璃制作并没有让他感到惊奇。“镜子工匠们有一些小尺幅的劣质玻璃镜。我被告知广州有玻璃厂，但尚未有机会去看看。据说，从欧洲进口玻璃是被禁止的。可是，欧洲人经常运来玻璃，然后让中国人在上面画玫瑰或其他花卉，似乎中国人这方面的技艺十分娴熟。”

　　不过《托马斯•弗雷（Thomas Fry）船长肖像》，却留有画家的名字。画的背后留有签名“Spillem”和日期“1774”。这位广州艺术家对于西方人来说有一串相似的名字：“Spoilum”，“Spilem”或“Spillem”（中文音译为史贝霖），他是18 世纪最后20 年间一位杰出的肖像画家。这处签名表明在他画布面油画之前就为西方人画玻璃背画肖像了。
　　有一些玻璃背画《广州的欧洲商人肖像》，使用了与《托马斯•弗雷船长肖像》相似的风格绘制，可以被认为是出自同一画家或至少是他工作室的作品。这些人物肖像通常是全身像，能让人联想到英国肖像画家亚瑟•戴维斯（ArthurDevis）的那些小尺幅的表情严肃的画作。戴维斯以制作和使用小型人物模型来画画著称。

　　中国制作的镜子画中的人物很多都被置身于山水背景上，有时像通过望远镜画的。如果人物出现在室内场景，那么会有红色的帘幕出现，这是欧洲绘画通常使用的装饰，不过这里则使用了繁复的金色花纹装饰了帘幕的花边。
　　有一些同期的玻璃背画则和这类画作不同。《海员肖像》中绘制的主人公显得颇为时髦—他的身份已无从考证；背后的标签写有克拉润顿伯爵夫人，据猜测是夏洛特•卡佩（Charlotte Capell），她的丈夫托马斯•威利尔1776 年被封为克拉润顿伯爵（Earl of Clarendon）。在他蓝色长衫的宽翻领下的是一件细长全幅马甲，上面有镶金边刺绣的口袋。他的手臂几乎不经意地划过身躯指向他的航船。那艘扬帆的航船正在他背后的海浪中。

　　这幅画是不是在描述那位不知姓名的船长在那次暴风雨中幸存？也许是吧；又或者那波涛汹涌的大海、乌云密布的天空和陡峭的悬崖都是以《奥古斯都•科佩尔》为原型借鉴过来的。该画是根据约书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1752 年绘制的名画《奥古斯都•科佩尔》制作的铜版画。雷诺兹笔下在凶险海景前的主人公极具戏剧性和原创性：“公众习惯于观赏非常正规而又冷静的人物画像。那些标准的画像冷淡无趣，把人物的个性都抹杀了。而雷诺兹的这幅人物富有激情，很快便家喻户晓。” 岩石、风暴和海浪在画面上戏剧性的安排，也许与科佩尔在布列塔尼的一次由于风浪而搁浅有关。（1759 年当那幅版画出版时，出版商已经可以给予科佩尔一个更崇高的角色：魁北荣海湾战争Quiberon Bay 的胜利指挥官。）

　　虽然没有惊险的海滩，暴风雨云仍再次出现在了《约瑟夫•哈达特（Joseph Huddart）船长肖像》中。这幅画没有使用道具布景。约瑟夫•哈达特（1741—1816）是著名的航洋探测员，他的一项成就便是对珠江三角洲的勘探，可是他在画中手持的图纸却表明是在不列颠和爱尔兰之间的圣乔治海峡——他在1778 年第一次精确绘制的。
　　另一幅玻璃背画肖像描绘的是一位东印度公司的官员，配有金穗带和狮纹浮雕的纽扣，显得地位较高，但实际上肖像主人公出身背景一般。他是坎伯兰农民的儿子，不过他是一位出色的技术人员——水文、天文测量员、工程师、船舶和海港设计师，绳索制造机的发明人。他的第一次任务就是做一艘捕鱼船。在30 岁左右的时候，他设计建造了他自己的运煤船，建造后亲自驾驶在大西洋上往返航行。1773 年他到东印度公司供职，并开始到远东航行。他身材高大健壮、充满活力而且品行优良；根据他儿子约瑟夫的回忆，他从来没有吸毒，对聚集财富也不感兴趣。

　　由于有同时绘制的他的年轻儿子詹斯顿（JohnstonHuddart）的画像存在，我们可以为这幅肖像做稍微精确的断代。13 岁的詹斯顿就做为海员乘坐他父亲指挥的“皇家海军上将号” （Royal Admiral）在1784 年到1786 年间航海至中国。（两人在四年后又再一次来到广州，不过画中男孩的年龄应该更早。男孩在24 岁的时候死亡。）
　　《约瑟夫•哈达特船长肖像》（图6）没有镜子镀银，也没有风景或室内做为场景，更没有出现与中国相关的图示；我们可以想象，是这位讲究实干的船长要求肖像不要浮夸的。《詹姆士•欧格尔维（James Ogilvie）船长及其妻女》则相反，山水背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画中人物被认为是东印度公司的船长詹姆士•欧格尔维和他的妻女。他第一次航行到中国是在1769 年到1770 年之间，做为“海王星号”（Neptune）的船副；在1772 年到1773 年间，他被任命为“华伦泰号”（Valentine）的船长航行到中国。

　　欧格尔维船长在1779年11月指挥“华伦泰号”时遭遇不幸，该船在印度曾与法国人发生海战，并未彻底修复，船在英吉利海峡群岛间航行时遇到风暴。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是航船遭到严重破坏，运载的大量“走私货”根据当地的规矩被萨克岛（Sark）的领主私吞了。很难想象船上运载的玻璃背画却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不过，该船的最后一次航行没有到达中国；因此这幅玻璃肖像画更有可能是1773 年到1774 年间从广州带回的，又或者是1768 年“海王星号”运送回的。
　　在这幅肖像中，欧格尔维显得很有精神，坐在小溪边，手持鱼竿。他的妻子坐在小溪的另一边，放下书，正接受女儿采来的鲜花。画中的人物和布置让人想起了亚瑟•戴维斯的画作，这次借鉴的是他18 世纪中期家庭户外场景画。在那些画作中，家庭成员往往被很装饰地布置在精致优美的公园中。13玻璃背画中两位女主人公背后的布景很明显是欧式的。与戴维斯习惯使用典雅风格的背景不同的是，中国艺术家采用了富于幻想的背景。欧格尔维身后有一处像北欧英灵神殿一样的建筑，冰山上耸立着高塔。画中，家庭成员团聚在一起，中间的小溪也许是大海的隐喻，因为在现实中，家庭为大海阻隔。

　　值得注意的是，《詹姆士•欧格尔维船长及其妻女》这样的肖像画并不是主流。很多作品中使用想象里的中国山水，湖泊、山川、花木、建筑和人物，人物的服饰通常也是中式的，也有西式的。有一些是地志图，描绘了广州十三行的洋行。有一些是根据传入广州的西方版画复制或借鉴而来的。广州的玻璃画家应该会在临近的十三行那儿看到欧洲人，但他们也许对西方版画中的西洋人物更熟悉。特别是广州的瓷器画师更是熟知欧洲版画中的图示——宗教、文学、地志、漫画——从16世纪开始，他们就在外销瓷器上绘制那些图案了。很多版画就被精准地复制成玻璃背画。
　　但有人会问，为什么欧洲的玻璃要经过长途跋涉12000 英里运到广州，然后再运回去？答案应该就是单个艺术品的品质。作品图9 中的景色取材于1757 年威廉•伍雷特（WilliamWoollett）版画《西外康柏公园》（West Wycombe Park）。该版画翻录了威廉•汉南（William Hannan）的油画《沃尔顿桥的一景：弗朗西斯•达史伍德巴特爵士花园中的维纳斯神庙》（AView of the Walton Bridge: Venus’s Temple & C in the Garden ofSir Francis Dashwood Bart）。玻璃背画中的场景华美怡情，这种情调在版画还是油画原作中无法找到。前景上的草坪成奶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