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将冰艳有千秋—清末民国学者刘贞安生平与思想辨说及其诸艺简述

　　 一个艺术大家成功的背后必定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成长土壤，当我们把专注的目光投向现代书法大家刘孟伉先生时，其堂兄刘贞安就是一个无法迈过的人物。那一帧帧遗留的信札，清香的墨迹虽历经沧桑岁月，却依然彰显着入古出新的书法、饱含着深沉的情感、凝聚着醇厚的学问，刘贞安深厚的国学修养、独特的书法艺术、丰硕的教育成就，怀抱璞玉且命运多舛以及凄冷的晚景后世，让人萦绕脑际，惆怅惋惜直至揪心入肺。至此，我们不得不把鲜花以及肃然的崇敬奉献于刘贞安那几乎无法辨别的墓前。
  

　　一生平籍贯辨释

　　由于岁月的流逝，世道的变迁，刘贞安遗存资料不多，要全面地解读他的人生、精神、学问和文艺并非易事，他的书法遗存主要有他写给刘孟伉先生的信札，此外，云阳张飞庙、万州纯阳洞及民间亦保存其少许碑刻、题签。关于刘贞安的事迹主要记载于《清水塘刘氏族谱》（第二套）、（民国）《万县志》、（民国）《云阳县志》、新编《云阳县志》、刘孟伉先生《冉溪诗稿》及其信札尺牍中。据（民国）《万县志》卷十五（人物三）载：『刘贞安，字彦恭，一字问竹，父启心，奉节廪生。气宇豁如，平生未尝以疾厉加人。某学使按临夔郡，下学时，令讲「子温而厉」章，颇得经旨，为一时学者所称。贞安少与同里谭以大、云阳郭文珍垦治朴学，隐然以著述自命。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改以策论选士，贞安中式第二，明年成进士，以即用知县签分贵州。历署永从开州，时时以保闾阎元气为念，不饰伪以要誉。调抚院幕职处农工商科，兼度支科参事。巡抚庞鸿书，号知人，以博通渊馀，能以经术饰吏治，奏补印江知县，时乱象已见，不即之官。未几，国变归里，隐居教授，遂不复出。当道屡辟皆不就，寓云阳县郭以鬻文自给。晚号伏盦，窃比济南伏生老而授经之旨，学者称伏盦先生。其讲学馆曰：别录。弟子百馀，有达者。邃于班史、许书，为文渊胆，无后世所谓古文之习。善汉隶。所著书曰：「《曜麓类稿》若干卷、《说文解字签》十四卷、《六书平议》十二卷。已刻者《云阳图志》四十二卷。」』


　　刘孟伉先生在刘贞安去世一年后的一九三五年曾书丹《刘贞安传》（碑刻，四十点五厘米乘以六十二点五厘米），此石刻与上述刘贞安生平在文字上有适当的出入，主要是石刻本在『遂不复出』与『当道屡辟皆不就』之间增添了『在开州日，尝与叔书曰：「海内纷纷，庶政庞淆质而言之，直是乱世，瓦解之祸，朝不谋夕，称先机而作……但取能邀誉之事，择要为之，一切疾痛苛痒置之不问，亦未尝不名利双收，饱食扬玄且有能名，但苦民耳。」以此，故乱后滞黔及还蜀……』叔即刘孟伉父启哲公，增添的内容主要为刘贞安写给启哲公的信札中的文字，有四百余字。而《清水塘刘氏族谱》（刘贞安传）与《刘贞安传》石刻文字完全一样，此两个版本都明确其文字是依据《县志本传》（人物三）[ 即（民国）《万县志》卷十五（人物三）]，三个版本都成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八年之间，却出现此差异不知是何故。或许是（民国）《万县志》在重印再版时产生的删改，或许是家谱和刻石在县志的基础上增添了书信上的文字内容，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据（新编）《云阳县志》，一九九九年版第三十篇（人物）载：


　　『刘贞安（一八七○—一九三四）字彦恭、一字问竹，号永谷遗黎，万县南岸四郭里前六甲（后划入云阳县）人。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中举，次年进士及第。先后任永宁、印江、开州等地知州、知县。「辛亥革命」后回归故里隐居，靠卖文讲学谋生。刘氏最喜欢书法，几十年苦学不辍，终于自成名家。书法五体之中，尤善汉隶，特长小篆，楷书也写得圆劲古苍，大气磅礴。晚年常与书法名家彭聚星切磋书艺，交流作品。著有《曜麓类稿》一书。与县人郭文珍总纂《云阳县志》，自编《云阳县图志》。云阳县张桓侯庙中现存有刘贞安书法作品数幅。』
　　此段文字主要依据于前面所列举的三种版本，诸版本中尤以《清水塘刘氏族谱》（第二套）最为详尽，此本不仅有《刘贞安传》《开阳县志政绩》，还收录有刘贞安弟子二十余人共同署名专述的《伏盦先生行述》。《清水塘刘氏族谱》（第二套）由刘贞安编撰，刘贞安去世后，再由刘孟伉续编，于一九三八年完成，年代较近而撰编之人的特殊关系，可信度极高，非方志可比。综合有关资料，刘贞安生平叙述如下：
　　『刘贞安（一八七○—一九三四）清末民国巴渝著名学者、书法家，字彦恭，一字问竹，晚号伏盦，窃比济南伏生。刘孟伉堂兄。父启心，奉节廪生。刘氏先世于乾隆时期自江西吉安迁今重庆云阳七曜山地区的清水塘，六世至刘贞安。七岁入塾；九岁遂能撰写文章；十三岁参加郡试；十六岁入奉节县学，补廪生，曾三次参加乡试不第。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清廷诏废制艺（指八股文）改以策论选士，刘贞安中举。一九○三年会试河南中进士，即签分贵州，先后为黎平府永从知县，漾头厘金局总办委员、同知衔署理贵阳府开州（今开阳县）知州，经贵州巡抚庞鸿书举荐，补授思南府印江知县，抚院幕职处农工商科兼度支科参事。「辛亥革命」后，无意为官，于一九一二年还归故里，专修学问，隐居教授，鬻文自给，与朋友及其弟子以谈艺为乐，其间，任（民国）《云阳县志》总纂，历十年而成。曾参与张飞庙碑刻建设，于一九三四年（六十四岁）病殁，葬于云阳清水乡大堰塘（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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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刘贞安的籍贯，三峡地区有关区县一直各说不一，据《清水塘刘氏族谱》（第二套）载，刘贞安『生于冉家沟老屋……卒于双河口宅』。清水塘冉家沟旧属『万县市郭里前六甲』，而双河口属于『奉节县都里』，据当地老人回忆，刘贞安出生后，不久家人就搬迁至双河口居住，刘贞安之父刘启心为奉节廪生，其本人入奉节县学补廪生亦可作为佐证。双河口、清水塘冉家沟后均划入云阳，他在自己的信笺纸上印制有『家在万县奉节云阳之间』，故按出生地当时的区划可称刘贞安为万县人，按主要生息地可称其为奉节人，现在应称之为云阳人。

　　二思想性格

　　从刘贞安人生经历和思想看，他属于比较典型的清遗民文人。胸怀儒家入世而持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念，读书以进取功名，是古代士人最好的归宿。刘贞安和古代士子走的是相同的人生道路，刘氏家族自江西迁居入川以来，注重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成功名者有数十人之多，刘贞安从小就生活在一种相对富裕舒适的书香环境中，吮吸着民族文化的精髓，加上他天资聪慧，积学日富，幼年便学有所成而入县学，八股文择士三试不第至清廷改以策论取士后，于三十二岁中举，次年进士，由乡试到会试一路顺畅直至签分贵州州县任职，为官近十年，颇具政声，《清水塘刘氏族谱》记载：『尝以北区铲禁烟苗一事，为州人所称，言之至今。先是，铲烟令急，大府委员吴某，至至州严督，既赴乡，则大率贿赂，众愤，毁其舆，顷之，众益集，至数百千人，吴逃还州署，张其词以上闻，调新军征抗禁矣，贞安急驰其地，为痛陈利害，至于涕泣，众散，六日铲绝。』可谓力挽狂澜，生灵免遭涂炭，事情得以较好的处置。他因地制宜，注意发展当地经济，推出富民新举措，开州盛产茶叶，他提倡招股，设立公司，茶民获利数倍。刘贞安清正廉洁，虽『极为大宪所倚，然不以干称，亦竟不名一钱』。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刘贞安于一九一二年九月携眷归里，自号永谷遗黎。刘贞安性格敦厚、为人朴拙厚道，率真天然，缜密认真，正如其众弟子云：『先生绝去饰伪，恬忽世荣，故其讲学之旨，一以真朴为基，人或不能相喻，谓之为拙。』与家人书信往来，情深意切，感人肺腑，如给其三叔刘启哲的信函中道：『吾叔近年以来百不如意，固缘运气使然，而当之者诚不能堪。古人有言，忧能伤人，虽远游数千里外，每一念及辄为怆然，窃有达观之言陈之吾叔左右，冀垂鉴焉。』『二伯因家事怄气，坚不回乡，兄闻之心痛（此亦怪不得二伯如此，论其初心，只料至此），恨路远身羁，不能亲跪叔前，婉言劝慰，弟如到万见二伯，即替大哥跪求二伯回家，以慰后人之微悃，并禀二伯言大哥在外，因伯不归，时时哭泣之苦也。』真乃孝悌之人，性情至深处，令人感怀。晚年在给刘孟伉的信函中有『思弟甚苦而不乐，与弟作函，刘以抬笔辄心美不快，故怯耳』等语，亦是性格敦厚、纯朴。单凭性格而言，刘贞安在当时的官场上肯定是输家，但这种性格却是天塑的学者、艺术家，因此，值『辛亥革命』之际，其弃官回家隐居著述，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清遗民弃官隐居之举，其内在理路在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刘贞安，处于清末民初中西、新旧思想观念急剧交替、变化的时代中，他的身上一直充满着两对主要矛盾的交织。


　　一是在新旧社会的急剧交替变化中，旧思想与新思想的交织。当时的清朝病入膏肓，穷途末路，民族的先进分子欲借西方科学、民主思想拯救中国，于是，西学东渐，革命成为潮流，在对待新思想和新潮流上，对清朝和传统文化体系有着深厚情感的刘贞安认为：『在穷乡无良师友，且易为时下陋学所诱（新学号为文明，究其实与昔日八股之陋全无异，且不及八股有用也），时下所谓新学，可笑之至。在黔阅之熟矣，其实不过袭取皮毛，不中不西不东，所谓头戴东洋帽，身穿西洋衣，不名其为甚么东西者也。』即使扩大视野，也应『须兼通中外，亦必自中学下手（苟能兼通，何常非孔子所许，但非袭皮毛者可托），虽各国亦如是，理固然也（中国地理且不知，何论欧美，中国文字且不通，何论英法）』。对西学成为时尚潮流，刘贞安仍然以饱学之士的姿态，对此作了一番描述：『至于现在海内学术纷纭，皆庸妄人随波逐流，历代如此（汉之经术，晋之清谈，唐之词章，宋之道学，明之八比及东林诸人），识者谓之应声虫。大约一二英杰，倡一派别，亿万庸子靡然从之，举国若狂，执其人诘之，彼亦莫名其妙也。究而论之，所谓新学诸书，满街卖大价者，与昔日大题文府直省乡墨等耳（宗旨虽不同，其借以当名牟利则一也，有实际乎）。』在『辛亥革命』期间，面对清廷国家机器的瓦解和民主革命政权的建立，刘贞安首先是惊骇，『变事竟成，仓卒间，合家惊骇』。



　　在给其叔刘启哲的信函中他作了这样的记录：『此间旧日官场，除在任者不能脱身外，亦有迫于境遇依然营谋任事之徒，或本非君子，或志卑境困，纷纭怪诞不一而足（侄在黔名誉尚好，即军政府内多系熟人，屡有人劝其再出即知府以上之任，亦极易之，然稍有知识者亦不肯，况侄受国恩颇重者乎！已谢之矣）。幼受严训，于出处大端尚知自爱，且八九年来世味久淡，无论如何贫困，宁肯卖大字度日（即为衣食计，亦可回本省以教育英才，著书传世，未必遂饿杀也），决不至同流合污，以身试祸。』对儒家思想的坚守，对清朝政府、已拥有的生活现状的期待和怀念，对新的民主革命和思想持排斥态度，使得刘贞安具备清遗民典型的思想特点。此外，刘贞安对清廷的腐朽现状也有较为清楚透切的了解，这与他心目中的理想君国社会严重错位，以致其对仕途充满畏惧，『政府敷衍门面，强人民以所不能，其有妨于民与否勿论也。督抚稍知之，而务媚政府以固禄位，其州县之能办与否，便民与否，亦勿论也。州县而拂督抚，其偶全者几人？然顺旨则伤民，恤民则逆上，故凡今之保卓异号循良者，皆民贼也』。尽管是信仰所在、生存之靠，也是爱恨不能，揪心不止，故其常常感叹『侄盱衡时事，宦味久淡』，『宦味淡然，久欲归田。而六七年来，故我依然，廉吏不可为，自古叹之矣！然羁迟于此，不能弃之而去，即归家亦需另谋生计，故长此郁郁耳』，『宦不聊生，谣言将验矣，久此复何益乎？唯读书教弟差足自慰。身世之故，得过且过，亦难通盘计算也』。对封建社会形态既认可又对其腐朽性无法忍耐，对科学、民主的进步思想和民主革命也断然不予认可，这是刘贞安在『辛亥革命』前后时期的主要思想状态，这种思想矛盾的对峙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刘贞安，故其早有隐退之心，而非完全因『辛亥革命』才弃官。随着时间的推，他在晚年时期，其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能放弃前嫌，与有进步倾向的国民革命军军官多有过从，且被郭汝栋军部聘为顾问。


　　二是道统和政统观的纠结。所谓政统，就是通过权力的垄断与集中实现对国家从中央到地方、从政治与军事到社会与环境的管理，以维护国人对王权的膜拜与遵从。道统指的是儒家等各种思想的传道脉络和系统，主要表现为知识学术精英的观念、思想及其体系。在先秦时代，道统游离于政统之外，道统、政统两立，或结合或并存或对抗。秦『焚书坑儒』、汉代『独尊儒术』后，政道合一，道统被政统统摄并为其服务，但由先秦时代奠定的政、道两立的历史渊源，几千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秉性及其人生选择。入世则『兼济天下』，出世则『独善其身』，其精髓是唯道是从,维护道统的主体—中国知识分子在人性精神上表现为独立、自在和旷达，常常表现为一种气节，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对道的尊崇是一种至尚理想和人格底线。一旦政道不合而对立，要么如赵孟頫、王铎等委屈自身来维护政统，要么如嵇康、颜真卿、元好问等隐居山林甚至亡命殉道。同样，道统者即或步入仕途后与官场不适而辞官，或多次不第，仕途无望，退而转向坚守道统，专注学问、艺事，维系道统的完美，大成者较多。作为深受儒家传统思想浸染的刘贞安，他心中之道就是儒家思想及其尊崇的文化传统。刘贞安是个明白睿智之人，他通晓时局，体恤民意，更能自知人生的志趣和归宿。当他所依从的清朝之政统发生危机、灭亡时，迷茫、困惑到无奈之下，只能转向于对道统的坚守和维护，加上受时代学术思潮的影响，他刻苦于朴学，自幼以来潜心学问与艺事，此时，他萌发了并立志献身学术、以著述自命的人生志向，意终身不达亦不后悔。于是，感叹『十年宦海，廉吏难为，儿已阅尽世途，味同蔗尾，故此间忍穷，决不出去，回家亦决不改节，认定农耕教弟长依膝下』之余，始终坚持自我立场『回家亦不至无事可作，发誓不作官而已。贵州各当道屡次托人来说欢迎云云，均婉词谢之矣』。常常向往山林之乐，『冉溪老屋有溪山林谷之胜，思将屋右筑室，间以园亭，延连对岸，合两宅为一，多种竹柏以来幽鸟，搜觅山花以待春蝶，晚节自娱，此其仙福』。


　　缘于上述两种矛盾的纠结、对峙，使得『辛亥革命』时期的刘贞安不可能像蔡元培那样完全决裂于旧的思想及其体制，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也不可能沿袭郑孝胥之路，死心塌地跟着清廷直至产生不光彩的行径，只得归隐溪山，著述教授以度余生，以『卖大字度日』『教育英才』『著书传世』为业。在这个方面，他与同为清遗民书家的沈曾植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沈氏『从事书法并取得成功，既非出于他的刻苦几十载，也并非是基于他的无限热爱，而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而刘贞安则对包含书法在内的国学充满着热爱。

　　三文化行述

　　刘贞安是清末、民国时期川东地区文化人的突出代表，是川东地区最为著名的学者和书法家之一。云阳、万州不仅边界接壤，且历来政界、学界、民众之间的联系紧密，民国年间，云阳稍微殷实的人家多迁居万县，商埠、通婚往来频繁。刘贞安与万县著名学者谭以大、云阳学者郭文珍同研朴学。刘贞安『不饰伪』，率直敦厚；郭文珍『天性竺厚，绝于伪饰。与人交，肝胆披露，无不尽之情』；谭以大『一生处事逢人和平敦朴，不见疾言遽色，不以偏私徇情』，故三人能为终身挚友，契慕交厚，过往甚密。『辛亥革命』后，云阳籍京官彭聚星回乡而居，同为清遗民的政治遭遇和共同的兴趣爱好，本来联系紧密的彭、刘、郭、谭等人往来愈加频繁，他们从事着心仪的国学研究、教授事业。他们常雅集会晤，书画笔会、诗词唱和，均各有造诣，兴教传道，凛然遨游于学界艺坛，谭以大还将爱女谭仲秦托付给刘贞安门下学习书法篆刻。在川东学界、艺坛极其活跃，一个志趣追求、性情学问相投的私人民间性质的交游圈，引领着当时的川东地区学术、书画界，成为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一种突出的现象，刘贞安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刘贞安是文藻胜地张飞庙书画碑刻建设的直接参与者与经营者。（新编）《云阳县志》载：『何今雨于刻岳飞书《前后出师表》长卷，瘦梅监工，并请刘贞安协助。』他在这一块的主要工作是为张飞庙所需刻碑刻提供原拓或者墨迹（含自己所书），同时，对所刻碑刻进行考释、评议，张飞庙不少碑刻尾附有刘贞安跋文，成为此论的直接论据，如刘贞安跋何今雨为张飞庙所镌刻的《出师表》：『新拓本精采焕发，毫发无误，视原石转有出蓝之处。』跋袁祖惠《重修张桓侯庙碑》：『少兰书，渊茂洞达，富有古法，顾世人弗之辨耳。碑记此庙之朔，尤不可废也。』

　　世人以为刘贞安『仅以文字为业』，岂非其之志也，他曾自谓『吾史才也，吾文宜史顾不得与于修史之列，惜哉！』返乡编纂（民国）《云阳县志》可谓尽其长处。曾任民国政府国务院秘书及其参议的乡人涂凤书在（民国）《云阳县志》序言中有言：『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四川通志》将续修，令各县先修县志，时知云阳县事者，霍山朱君铁如，设局始事。聘奉节刘贞安问竹为之理董……遂与彭聚星云伯、甘作仪渐六、郭文珍聘初、石敬武仲谟，从事编纂……至十八年始脱稿，问竹书来，属予为序其端。明年冬，予归里。旷君仲敏，将写定本四十二卷来，以剞劂之资，已移军用，属予怂恿付梓……予藉此余闲，补「士女」「列传」数篇，收宋、明以后诗文若干，补入「文录」，又撰述「方言」附于「礼俗」之末。此外，末敢有所增损也。』将（民国）《云阳县志》编纂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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