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宝斋使出“洪荒之力”这三百年

　　荣宝斋走了三百年，已经不再是一家店。它是中国传统艺术界的一个圣地，一种情结。而荣宝斋，这个三百年的老牌文化企业，能够在数代人的努力下，走过一路的风雨，在今天依然努力地保持活力，我忍不住想对她说一句：加油！

康熙年间，出了一个很牛的大掌柜

　　荣宝斋的历史，和清朝几乎一样长，它始建于康熙十一年（1672），当时名字还不叫“荣宝斋”，而是叫“松竹斋”。开创者是一个姓张的浙江人，由于年代久远，很难查到他的具体姓名。
　　关于张老板的出身，大概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他本来是做官的，利用俸银在北京琉璃厂业余开了这家店。另一种说法是，他来北京考科举不中，心灰意冷，索性改行开店。路子倒有些像今天考美院不中改卖画材的人。
　　张老板既是唯一的股东，也是大掌柜。松竹斋最初，主要卖笔墨纸砚。当时琉璃厂的笔墨纸砚基本都是从南方进货的，因此，这些商店被称为“南纸店”。此时的松竹斋，只是琉璃厂中一家普通的南纸店而已。

　　任何创业者的成功，都源于能发现和抓住机会。张老板与官场终究有些关系，他发现了官卷、官折的市场。官卷，是科举考试用的卷纸，官折，是奏折用纸。这两种纸的质量可马虎不得，张老板抓住了这块市场之后，很快就将松竹斋做大做强。

从松竹斋到荣宝斋

　　张老板身兼股东又能干大掌柜的活，可他的儿子、孙子就不一定了。所以，张老板没有将松竹斋完全交给子孙，而是寻找精明能干的当家人。靠着聘请的一代代大掌柜，松竹斋逐渐成为了百年老店。很多文人到了北京，都喜欢去逛一逛琉璃厂的松竹斋，买点纸笔文房。

　　吴湖帆的爷爷吴大澂，就特别喜欢用松竹斋的纸。他在1867年的日记中写道：“午后至子良丈处不值，至松竹斋买对纸，至缉亭处，与望云、菱舫作联句数十幅，深夜始睡。”作为一个大书法家，吴大澂被无数人追着要字，逼得他一天能写上百副对联。在北京做官时，他写对联的纸，还是自己去松竹斋买的。
　　任何事情都会有衰落期。光绪年间，松竹斋经营不善，百年老店岌岌可危。这时一个名叫庄虎臣的能人出现了。庄虎臣原来是松竹斋的学徒，后来几经周折，他被聘请为松竹斋的掌柜。

　　松竹斋已经岌岌可危，庄虎臣干脆另起炉灶，将松竹斋店名改为荣宝斋，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之意。他请当时著名的大书法家、国子监祭酒（官办学堂校长）陆润庠题写了荣宝斋的大字匾额。

　　庄虎臣是荣宝斋历史上最能干的大掌柜之一。他不满足于“南纸店”的生意，在民国初期开了一个近代书画展厅，一边展览一边卖画。既可从书画家卖画中提取酬金，又可向画家推销笔墨纸砚文房用品，一举两得。重点是，卖画的流水，可比卖纸笔大多了，此举一下提高了荣宝斋的营业额，小店成了大店。这个传统延续下来，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等很多画家都在这里开辟卖场。

　　齐白石每天起来，洗完脸第一件事就是问荣宝斋有没有订件，然后开始画。而傅抱石则是经常拿一卷画来，十几二十张，荣宝斋的副经理就会先给二百元，之后再清点尾款。

　　庄虎臣对荣宝斋居功至伟，他去世后十年内，荣宝斋还继续向他的家属支付工资，并且把他的画像挂在店内，让大家怀缅。老板和大掌柜的感情能够深厚至此，让人动容。

打仗了，文化企业怎么活？

　　随着国民政府从北京迁到南京，荣宝斋的日子难过了起来。虽然荣宝斋有很多关系良好的文人雅士，但真正的金主，却是有钱的军阀、高官、富商之流。而迁都，让荣宝斋的大量有钱的老主顾也跟着搬走了。

　　但荣宝斋在危机面前的应对策略也比较直接，南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突然飙升，荣宝斋就顺应时势，在南京开了分店。荣宝斋毕竟牌子好，南京分店也很成功。他们继续把分店开到了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所以，今天的荣宝斋各地分店，也是有近百年历史的老店了。

　　但是仅仅拓展势力范围，也是虚的。一个强大的品牌必须有自己的明星产品。荣宝斋的明星产品，就是木版水印。研发这个新技术，有赖于荣宝斋的新任掌门王仁山。这一时期，在郑振铎和鲁迅的委托下，荣宝斋出版了《北京笺谱》，又翻刻了明代的《十竹斋笺谱》。

　　一开始，鲁迅以木刻版画的经验判断荣宝斋的木版水印，对翻刻速度很不满意，他说：“但我们的同胞，真也刻的慢，其悠悠然之态，固足令人佩服，然一生中也就做不了多少事，无怪古人之要修仙，盖非此则不能多看书也。”
　　然而木版水印这样的精细活儿，是无法和单色木刻版画比时间，当然，效果也无法相比。当荣宝斋翻刻完成《十竹斋笺谱》以后，鲁迅致郑振铎评价《十竹斋笺谱》：“翻刻成绩确不坏，清朝已少有此种套版佳书，将来也未必再有此刻工和印手。”

　　这两套笺谱一下成为了荣宝斋的明星产品。不仅因为刻的好，而且花样儿好——出自大名家之手。当时也就荣宝斋能有这样的面子，让齐白石、张大千、陈半丁这些书画名家，给荣宝斋绘制笺谱花样。

　　然而时运不济，日本人来了。八年的抗日战争，人们哪还有什么闲情逸致去逛琉璃厂呢？大批文化企业倒闭，荣宝斋凭着深厚的底子苦苦支撑。

木版水印，用人工干了电脑的活儿

　　1949年的荣宝斋，已经快要撑不下去，差点把店铺后院卖给北师大当宿舍。在公私合营的浪潮中，王仁山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提出了公私合营的要求。1950年5月，荣宝斋变成了公私合营单位。1953年，荣宝斋全部被收为国有。这时，我要重点讲一位荣宝斋的老经理——侯恺。
　　侯恺在1950年被国家调派到荣宝斋任经理，当时只有二十八岁。他是山西人，而“老西儿”会做生意是出了名的。侯恺初上任，面对的是快倒闭的荣宝斋。他出身贫农，接受的是革命传统教育，完全不懂书画。于是，他把店里的古玩字画全部换成了领袖像，摆上了战争题材的连环画和画报，想顺应时代潮流。

　　这当然是一招坏棋，且不说企业形象转变太激烈，工农兵哪有钱买这些呢。好在侯恺脑子活，一看面向工农子弟兵直接做生意不行，马上业务转向——发展木版水印技术。在侯恺领导时期的荣宝斋木版水印技术，可以说达到了这一技术的历史巅峰。
　　中国古代，复制书画作品的技术有两种。一种是人工临摹，利用一种叫做“响拓”的技术，复制水平惊人。然而成本太高，普通人负担不起。而对于普通人，最常见的书画复制手法，就是刻板和拓印。刻在石头上，就是碑，拓印下来，就是拓片，这后来成为一种金石文化。
　　但刻印的最大问题，是无法真实还原作品的笔触细节。而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术，则是又便宜，又可以乱真。从几则轶事来看，“乱真”二字毫不夸张。
　　叶圣陶家里挂着一幅华喦的《枫鹰图》，来的人都说，呀，叶老您竟然有这么厉害的藏品。叶圣陶每次都说，这是荣宝斋的木版水印！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瞒过专家的眼睛》，赞扬这绝活儿。

　　齐白石看着自己的画和荣宝斋的木版水印，硬是分不出来哪个是真迹。荣宝斋印制了大量的齐白石作品木版水印，让那些买不起齐白石的画，但又爱他画的人，都能拥有一幅可以乱真的作品。当时的荣宝斋，被戏称为“齐白石出版社”。

　　而徐悲鸿觉得自己的原作马腿画得有点短，木版水印能给它改长。关山月要印一幅画，画了两遍，一张房子好，一张树画得好，于是荣宝斋把两张综合起来，做成木版水印。

　　这是五十多年前，计算机还没发明出来的时代。而那时荣宝斋干的，是电脑的事儿，是激光打印的事儿，是“PS技术”的事儿。

　　即便是在今天，电脑技术做出来的仿真印刷，已经达到像素级别，但木版水印的效果还是有过人之处。因为木版水印用的是真宣纸、真墨水、真颜色，而机器用的物料，都和传统国画物料仅仅形似，却失去了神韵。
　　荣宝斋的神技，让它成为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的一张名片。这项神技，今天已经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了国宝。

傅抱石在北京的家，就是荣宝斋

　　傅抱石把荣宝斋称为自己在北京的家——更是有几次，不住酒店，直接住在荣宝斋。
　　启功老先生曾回忆：“刚刚识字时，用的铜镇尺上刻有荣宝斋的字样。年少时第一次到荣宝斋买纸笔，见到店内到处挂满字画，我从挂画中学到很多有关书画的技巧。”

　　记得我还在上大学时，去琉璃厂，也是先逛荣宝斋。在那里看到了泥金笺，店员告诉我，这种笺是防火的，因为上面涂一层厚金，纸烧完，金箔还在，字迹也就不会消失。我还在斋里的展厅看到很好的齐白石和张大千作品，作为一个书画爱好者，也能近距离感受真迹的气息。
　　荣宝斋走了三百年，已经不再是一家店。它是中国传统艺术界的一个圣地，一种情结。如今的荣宝斋，依然延续拿手的老把式——传统的文房生意、老一辈的木版水印技术，以及装裱、修复和售卖名家字画。
　　回顾荣宝斋三百年生存史，因时而变是得以存续的秘诀。一些新的机构和业务也被荣宝斋纳入麾下，比如荣宝拍卖行、荣宝斋出版社、荣宝斋美术馆，甚至做了网络拍卖、微信商城等。在如今的艺术圈儿里面，荣宝斋这块牌子，还是毋庸置疑的大牌。

　　在中国，自古经商就是难事，重农轻商的传统，加上小农意识的侵蚀，中国总是很难有历史悠久的伟大企业。今日，百年老店普遍收归国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它们又普遍缺乏活力。看着一个个昔日荣光的老牌子，逐渐衰落，让人不免难过。
　　而荣宝斋，这个三百年的老牌文化企业，能够在数代人的努力下，走过一路的风雨，在今天依然努力地保持活力，我忍不住想对她说一句：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