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北京书坛名家辈出,他们广泛活动于京城政界、军界、文学艺术界,并利用这一地区独特的历史人文环境和自身的学养,以手中的如椽巨笔开启了民国时期北京书法发展的新纪元。
“题匾高手 帖学名家”
——记王垿的书法艺术
王垿像
王垿(1857—1933),字爵生,号杏坊、望石山樵,晚号寄叟,山东莱阳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检讨、国史馆协修、文渊阁校理、右春坊右赞善、左春坊左赞善、右春坊中允、翰林院试讲。光绪二十六年(1900),随慈禧太后、光绪帝西行,至西安,任国子监祭酒。光绪二十九年(1903)任河南学政、兼翰林院学士,光绪三十一年(1905)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绪三十三年(1907),任法部右侍郎。宣统二年(1910),任法部右侍郎兼实录馆副总裁。辛亥革命后,欲回乡,后因“天津兵变”,道路受阻,又闻莱阳哗变,遂定居青岛。1917年,张勋复辟,任弼德院顾问大臣。王垿像
王垿题“同和祥”匾额
王垿 楷书“寿”字
王垿 行楷八言联
最后谈谈王垿的书法。他家学渊源深厚,父王兰升常年居官,擅长馆阁体书法,书风雄浑劲健。清代状元陈冕为其弟子,书法亦得王兰升真传。王垿习书受家学影响,他生于咸丰八年(1858),此时期馆阁体盛行,清人欧阳兆熊、金安清编著的《水窗春呓》中曾分析了馆阁体书法的流变过程:“馆阁书逐时而变,皆窥上意所在。国初,圣祖(康熙帝)喜董书,一时文臣皆从之,其最著者为查声山(查昇)、姜西溟(姜宸英)。雍正、乾隆皆以颜字为根底而赵、米间之,俗语所谓‘墨圆光方’是也。然福泽气息,无不雄厚。嘉庆一变而为欧,则成亲王始之。道光再变而为柳,如祁寿阳(祁寯藻)其称首者也。咸丰以后则不欧不柳不颜。”王垿生于咸丰之后,习书取法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也正与上文所说之“咸丰以后则不欧不柳不颜”时代相近,此时期馆阁体书法渐趋僵化,王垿习书难免受其影响,为了能在科举中脱颖而出,作书只能“但求四平八稳,以符合馆阁体之规格”。因此后世不喜王垿书法者,往往以其为馆阁体之故。但科举废除之后,馆阁体逐渐消失、帖学式微,民国时反而出现了“今日学校之中,虽科学之幼稚如故,而书法之陵迟乃莫可救药,以支离错误为习惯,视规矩准绳为迂腐,书法之坏,至此极矣”之窘境。从此角度来看,馆阁体书法也并非一无是处,前清习馆阁体者往往功力深厚,对帖学书法有系统地涉猎,同时他们为了能引起考官的注意,尽可能地发挥自身优势,将原本易刻板的书体用自己的理解加以诠释,并融入一些新的特点。这些经过馆阁书法历练的士子,因为种种机缘而变化书风,为那个时代名副其实的书法家,王垿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王垿 行楷七言联
民国之后,在旧京,馆阁体书法依然受到一定群体的推崇。擅长馆阁体的书家不乏逊清遗老、遗民、前清官员及受过馆阁体训练的士人,他们纷纷在各大南纸店、古玩铺悬挂笔单,像皇室成员溥儒、溥侗、溥伒,遗老朱益藩、华世奎,末代状元刘春霖,名士宋伯鲁、邵章、冯恕、潘龄皋等。因此王垿书法是清末民初馆阁体书法的代表人物。细致看来,王垿最初习书从欧、虞、颜、柳入,自幼刻苦钻研,后师从清末状元曹鸿勋,曹鸿勋亦为清末擅长馆阁体的书法大家。受其影响,王垿所作楷书看似平和,却是常年临池和学养积累所至。他的楷书虽有千篇一律之嫌,但取颜体之厚重、欧体之法度、虞体之风韵、柳体之筋骨,又能成一定的自家面目。王垿最见长者为榜书,故其所书匾额颇多,他深谙题匾之法,旧京中好的匾额一般喜用正统的颜或欧体楷书,一是楷书容易辨认,二来饱满的楷书象征着物阜年丰。而匾额对字体也有严格要求,一般为榜书,书写时要注意三个要点,一是笔画要粗,显得饱满,二是要横、竖、撇、捺相对寸楷要短而有力,三是字体中心部分比例要大,这样的字体雄壮、凝重、适宜匾额书写要求,王垿书法正契合了题匾的需要,加之常年书写榜书,将欧、虞、颜、柳四体结合,用笔宽博而苍劲,飘逸而具法度,真如“凤凰展翅、芝兰秀出”,无怪乎时人也把王垿的书法誉为“垿体”。
除楷书外,王垿的行书取法“二王”,对《圣教序》致力最勤,但受欧书影响较深,即使手录诗稿,也一板一眼,无丝毫懈怠。他还偶作隶书,然特点不甚分明,似取法邓石如,风貌与清人杨岘略有几分近似。对于王垿的书法,民国时也并非人人推崇,如民国学者瞿兑之对清末北京盛行的翰林王垿书法,就认为“实则陋劣不能成字”,坊间也对王垿题匾字有“肥粗醒目,大小一致”之讥,这也代表民国时人对此种书法的另一种看法。如今,王垿书法可能在书坛已无太大影响,这种看似“千字一面”的书体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节奏,被置于故纸堆中,但笔者认为王垿书法无论是从功力还是气度上都是不错的,且不谈他的风格有多么特别,然而确是代表着清末官员、学者中较高的书法水平。
“凌云劲笔 风神超迈”
—记孙墨佛的书法艺术
孙墨佛像
孙墨佛(1884—1987),原名孙巍,笔名半翁,号天舌山人、六桥、松山、二藤、剑门老人、眉园等,山东莱阳人。早年赴登州(今蓬莱市)乡试未中,后于青岛赫兰大学(后与上海同济大学合并)习经济。1908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入青岛特别高等学堂。辛亥革命爆发后,转入山东军官讲习所习军事。1916年任北方护国联军总司令部秘书主任。1918年赴广东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1921年任军政府海军舰队司令部参议。1924年任《胶澳商报》总经理。1927年任河南省政府秘书,次年任河南省民权县县长。1930年任山东省禹城县县长。1930年后寓居北京,从事著述编纂工作。抗战爆发后,从事抗日宣传工作。1949年后,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建设厅厅长秘书,1950年退休返京。1952年,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晚年任中山书画社副社长。1987年逝世。享年104岁。—记孙墨佛的书法艺术
孙墨佛像
在中国书法史上,年龄过百者有之,但百岁之后仍能书者并不多见,而中国近现代却奇迹般地出现了两位—上海苏局仙与北京孙墨佛,因此书法界也就有了“南仙北佛”的美誉。笔者此次要谈的就是“北佛”孙墨佛。
孙墨佛 草书立轴
1927年孙墨佛任河南省政府秘书,次年任河南省民权县县长。1930年任山东省禹城县县长。1930年后,孙墨佛寓居北京,专心著述,拜清史馆馆长柯劭忞、总纂王树枏二先生为师,研习经史。但他并未脱离政治,时时刻刻关心着国家的命运。抗战爆发后,他多方奔走,以讲学方式宣传抗日,为抗战工作做了一定的贡献。抗战胜利后,孙墨佛以自己特殊之身份,辗转各地,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
1949年后,孙墨佛被聘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建设厅厅长秘书,后退休返京。1952年,经周恩来、董必武举荐,孙墨佛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在文史馆期间,孙墨佛坚持著述和研究书法,编纂有《书源》(三十六卷)、《孙中山先生年谱》(十六卷)、《黄粱诗草》(十册)、《古今题画诗万首绝句选》等。
孙墨佛 草书四条屏
谈到孙墨佛先生的取法,他出身于文人家庭,四五岁时已开始读书习字,对于书法,他受过严苛的馆阁体训练,同时受家乡山东莱阳的地域影响。莱阳地处胶东半岛,自古为文人荟萃之地,名家辈出,附近还留有大量的刻石题字,如著名的云峰山刻石、蓬莱阁苏东坡刻石、崂山赵孟刻石等。孙墨佛自幼备受熏陶,加之他对书法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喜爱,勤学苦练,十余岁时,他已在家乡小有名气,每逢过年,都为自家和乡亲们书写春联。他还曾多次登门求教于乡贤王垿先生,王先生为帖学大家,清末状元曹鸿勋入室弟子,官至法部右侍郎,曾出任国子监祭酒。王垿先生擅长榜书,其书法在清末民初的京津、齐鲁一带名气极大,至今北京仍流传着“有匾皆书垿,无腔不学谭”之说法。孙墨佛早年习书受王垿影响,以颜柳为基,取颜书之刚劲、柳书之挺拔,后渐习北碑,曾求教于寓居青岛的碑派书家康有为。23岁时,孙墨佛经同盟会会员刘大同先生介绍,加入同盟会,并以刘先生为师,刘大同精草书,在同盟会中颇有名气。
孙墨佛 行楷七言联
中年时期,孙墨佛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事业,1930后寓居北京,受到旧京文化影响,无论是从眼界还是视野上都开阔了许多,同时他的书法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其草书在北碑的支撑下,更为挥洒自如,灵动多变,碑帖结合渐趋自然,从1931年他所作草书旧作四条屏来看,其用笔能以帖学之流动融汇碑派之劲挺,将康有为书风进一步发展,在《石门铭》结体基础上掺入“二王”草法,看似乱头粗服,但内蕴法度,刚强中现男儿气概。1936年,他在秋海堂以指书写一对联,结体脱胎于《郑文公碑》,老辣刚劲,气势宏大,无一丝做作之态,堪称孙墨佛书法中的精品。
孙墨佛 楷书七言联
从艺术的角度上看,笔者更喜爱孙墨佛先生青中年时期的作品,那种刚劲挺拔、锋芒毕露之形态犹如持剑之武士,极具阳刚之美,且加之孙先生特殊的人生经历,其书法既有文人之秀逸,兼得政治家之胸襟,为民国时期政治家之书法。
最后,谈一下孙墨佛先生之子孙天牧先生。孙天牧先生早年亦求学于旧京,师从近现代著名画家陈少梅。是当代北方山水画坛大师。1987年,孙天牧先生将他父子创作二千多件书画作品及收藏的近百件书画捐献给家乡山东,为了表彰孙氏父子对家乡文化事业的贡献,山东省济南市政府在济南大明湖公园南丰祠内为孙氏父子建立“孙墨佛、孙天牧父子书画纪念馆”。
(本文作者任职于首都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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