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早期杭州地区书帖的价格考察

　　南宋末年，许多权贵世家所藏书画作品流入市场。贾似道家藏晋、唐法书近万轴，遭诛后，一部分藏品收回内府，还有一部分流入杭州市场，周密《志雅堂杂钞》和《云烟过眼录》记载曾看到贾氏收藏过的书画作品不下五十轴，这些藏品流落在杭州的各个阶层。有的流落在鉴赏家如周密、乔篑成、郭天锡、鲜于枢、赵孟頫等手里，有的在不知名的好事者手里，还有的在当时市场上的卖驵手里。如周密《云烟过眼录》卷首就记载赵氏宗亲赵与懃收藏书法一百七十九卷，名画二百一十三卷，而这些作品也多散落民间。再加上此时杭州文人荟萃以及尚好品鉴法书名画等因素，使藏家之间以及藏家与卖驵之间产生了频繁互动，从而促进了书画市场的活跃氛围，也为杭州书画交易带来了商机。《志雅堂杂钞》和《云烟过眼录》集中记载了这一时期书帖等古文物的价格。本文正是在这一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下对杭州地区法帖价格作初步探讨。通过对资料的挖掘发现：一、与绘画和鼎彝等古文物价格相比，此时书帖的价格并不占优势，甚至还低于其他古文物的价格；二、与当时社会生活资料价格相比，发现书帖的价格也并非高不可攀，时人可以不费太多财资即可买到唐宋书迹。这对管窥当时藏家的鉴藏标准、书法的流通及艺术市场的运行机制较有意义。
　　本文把时间界定在元早期，原因有两点：一、周密的两部笔记文献《志雅堂杂钞》和《云烟过眼录》成书于这个时间段（一二八九—一二九八）左右，这两部书集中记载了关于这段时间内书帖、绘画、鼎彝等古代文物交易的价格；二、据《元史》记载，元代通货膨胀和物价波动十分严重，为书画价格的研究带来麻烦。但在皇元至元二十四年（一二八七）政府实施了很多稳定物价的措施，如发行至元钞，保持了物价的基本稳定，也确保了本文立足于一二八九至一二九八年这一时间段内探讨价格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决定价格的因素

　　早在唐代，张怀瓘《书估》就提到书法定价的标准，『因取世人易解，遂以王羲之为标准』，可见，在唐初，书法定价就不是很容易操作的事情，所以张怀瓘选择把世人耳熟能详的王羲之作为参照标准，以便于人们的理解。具体操作方法是：『大王草书真字，一百五字乃敌行书一行，三行行书乃敌一行真正，偏帖则尔。至如《乐毅》《黄庭》《太师箴》《画赞》《累表》《告示》等，但得成篇，即为国宝，不可记以字数，或千或万，惟鉴别之精粗也。』在唐代，以王羲之法书作为定价的参照标准，相对比较客观，也容易操作，毕竟当时存世的王羲之书迹尚多。但在五百年后的元初，历经水、火、兵、虫、鼠、霉诸厄，王羲之真迹已屈指可数，且大多散落在当时权贵或宗室手里，普通人很难看到。显然，此时还用张怀瓘的标准已经行不通了。那么，在这一时期，书画的定价究竟遵循什么样的标准？

　　一、作品年代为主，辅之以尺幅大小的定价标准

　　如果说唐代以正书为基准来衡量法书的价格，那么此时书体不再是决定一幅作品价格的关键因素，而是时代越久，价格越高。如果是王羲之真迹，藏家根本不会出售。《周密所记书画及价格》(见表一)所记三件书法作品：智永《千字文》，徐琰要价七锭；颜真卿《马病帖》要价五锭；而赵孟林对宋高宗的《古柏行》索价才两锭半。同样，对于绘画也是如此，一幅陆探微的《降灵文殊》被乔篑成以十五锭购得，明显高出其他南唐五代和北宋时期画作。陆探微是六朝名家，与顾恺之齐名。稍晚于周密，汤在《古今画鉴》中曾评价这幅《降灵文殊》名作：『余平生只见《文殊降灵》真迹，部从人物共八十人，飞仙四，皆各有妙处。内亦有番僧手持髑髅盂者，盖西域俗然。此卷行笔紧细，无纤毫遗恨，望之神采动人，真希世之宝也。今藏秘府，后维摩像皆不及之。张彦远谓「体韵遒举，风力顿挫，一点一拂，动笔新奇」，非虚语也。』此幅作品买家与卖家以十五锭的高价达成共识，可见是物有所值。而张性之与周密的交易记录恰恰从另一侧面印证了这一定价标准。一片五代人卫贤的《骡鸣图》张性之索价二十千，即二十锭，周密认为『不及酬价』。尽管有些交易没有完成，但从藏家的定价来看，基本上也是遵循这一标准。

　　二、从周密的记载看决定价格的因素

　　赵构曾在《翰墨志》慨叹：『法书（右军手札）中，唐人硬黄自可喜，若其余笔札自不精，乃托名取售，然右军在时，以苦小儿辈乱真，况流传历代之久，赝品杂出，固不一幅……惟识者久于其道，方能辨也。』真正的晋唐名家真迹，很少在市场上流通，一旦出现在交易市场上，就会被有眼力的大收藏家购得，作为镇宅之宝，供藏友品玩题赏，而不再出售买卖。如周密本人藏有王献之《保母帖》，召集好友如赵孟頫、鲜于枢、仇远和郭天锡等在帖后题跋。再如郭天锡，因藏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非以后清内府的三希堂墨本），遂自署所居曰『快雪斋』，还藏有传世的唐摹《神龙本兰亭序》《梦奠帖》《珊瑚帖》《复官》诸帖，以及晋人《曹娥诔辞卷》等，这些名迹在此时段的交易市场上就不再出现。而出现在市场上的作品鱼龙混杂、真伪难辨。藏家周密则小心翼翼地从作品真伪、印章、题签、品相等各个方面作一番详细缜密的考查判断才给出合适价格。

　　（1）真伪与品相
　　在一二八九年至一二九八年间，周密反复往来于各个藏家鉴赏书画，甚至可以说是『不分昼夜』，《志雅堂杂钞》中有几处早出和夜访的记录，『癸巳八月十四日早』『癸巳十一月十一日夜』。在这昼夜与书画交往的过程中，周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徐琰把智永《真草千字文》售与周密时，周密认为，上有徽宗御题，『宣和』『政和』印。此项郭祐之谓内有『祐』字，系双钩，此米老(米芾)所谓临本也，然亦奇物，不易得也。综合以上判断，周密认为这件作品『绝佳』『奇物，不易得也』。还有颜真卿《马病帖》，上有高宗签头，『希世』印在前，亦奇物。而对于李思训的《江山渔乐图》，周密则给出了『无神气』的评价。虽然没有明确的相关交易记录，但综合周密在《志雅堂杂钞》纪录价格的特点，以及壬辰年(一二九二)张性之售于周密绘画时周密直言交易未完成原因『不及酬价』等记载，想必前两件法书可能完成了交易。另外，周密在癸巳(一二九三)十一月二十六日访庄肃时，见到五代画家孙梦卿所画《松石问禅》一卷，得知庄肃以二锭得之于老游时，感觉『其价甚廉』『恐不止此也』。因为周密认为这件作品甚真（有徽宗御题，上有『天水』印，下有『宣和』印），且『所画一僧绝妙』，由此也可反映出作品的真伪和品相是决定价格高低的首要因素。
　　（2）藏家的喜好
　　此时藏家收藏心态可归纳为两点：一、爱书之奇。周密在《志雅堂杂钞》评价前代书法如颜真卿《马病帖》和孙过庭《书谱》时多用『奇物』和『甚奇』等『奇』字语汇，可以看出其尚『奇』的鉴藏趣味。另外，周密好友庄肃在其《画继补遗•序》中说：『予自龆龀及壮年嗜画成癖，每见奇踪古迹，不计家之有无，倾囊倒箧必得之而后已。』鲜于枢《困学斋杂录》也多用『奇古』『奇物』评价前代书画。可见尚『奇』是此时间段周密为代表的鉴藏群体的共同追求。二、书因人贵。因爱其人而贵其书也会影响到书法的价格。周密《癸辛杂识》记文山（文天祥）书为北人所重的记载，平江赵升卿之侄总管号中山者云：『近有朋过河间府，因憩道傍，烧饼主人延入其家，内有小低阁，壁贴四诗，是文天祥的墨迹，朋友欲两贯钞换取两幅字，主人笑曰：「此吾传家宝也。虽一锭钞一幅，亦不可博。咱们祖上亦是宋民，流落在此。赵家三百年天下，只有这一个官人，岂可轻易把与人邪？」』。
　　宋高宗贵为一国之君，周密两锭半可能都没有买进。其原因可以从徐琰《跋宋徽宗书》得到启发：『宋徽宗书画皆过于人，其克长克君之道有愧于其祖宗，以致失国，故收藏之家颇不以为贵重。』由此可见，书因人贵也是此时收藏家考虑的重要因素。书帖在古文物市场及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一、书帖和其他古文物价格之比较

　　自宋代金石学兴起以来，文人士大夫也不仅仅局限于收藏书画，钟鼎、彝器以及琴玉也包含在收藏范围之内，史料中有不少文献有记载，宣和年间成书的《宣和博古图》就记载了宋代皇室在宣和殿收藏的自商代至唐代的青铜器八百三十九件。南宋初期，在陈揆著的《南宋馆阁录》(卷三)『储藏』条下所列内府藏有古器四百一十八件，古琴七件，续接此书著录时间的《南宋馆阁续录》则记载了南宋中后期的内府收藏情况，明确标出了各古器的年代，并于『庆元四年绘画为图，其样制、高广、大小、有无款识悉皆记载，共成五册，藏于经库』。这种风气也慢慢地渗透到文人士大夫的私家收藏观念当中。元初杭州地区藏家则继承了这一收藏传统，周密《志雅堂杂钞》《云烟过眼录》以及鲜于枢《困学斋杂录》记载了像赵孟頫、鲜于枢、乔篑成、焦经历、郭天锡、胡泳及王子庆等五十多位藏家多有收藏钟鼎、琴玉等古文物的记录。除此之外，相信还有很多史料没有记载。那么，书画与铜器和古琴相比较处于何种地位？

　　通过《周密所记书画及价格》与《〈志雅堂杂钞〉所记古文物及价格》对比来看，书帖价格偏低于绘画，更是低于钟鼎、古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三点：一、出现在交易市场上书帖质量不算很高或尺寸太小，像智永《真草千字文》米芾定为临本。《马病帖》（又名《朝回帖》）虽是真迹，但篇幅较小。如果当时出现像王羲之这样的名家真迹抑或是唐摹本估计价格会更高，只是这样的至宝一般不会出现在买卖市场上。二、书与画相比，『书画道殊，不可浑诘，书即约字以言价，画则无涯以定名』。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迹》也说过：『书则逡巡可成，画非岁月可就，所以书多于画，自古而然。』这种传统观念也是造成绘画价格高于书法的原因之一。然而，万木春在《味水轩里的闲居者：万历末年嘉兴的书画世界》引郑银淑在《项元汴之书画收藏与艺术》里得出相左的结论，即书法价格高于绘画，并将其归因于『书法鉴藏的基础较之绘画远为广泛』。这揭示了古代书画价格不同的内在原因。但是还有一些随机的、不稳定的因素，诸如：买家的喜好和书家画家的知名度等，这在古代书画市场的交易记录里也是普遍存在的事实。所以，在比较书画价格高低时必须综合考虑主客观诸多因素，避免结论片面与偏失。三、此时藏家对鼎彝和古琴的喜爱程度绝不亚于书画，周密《志雅堂杂抄》就单列『诸玩』一章记载时人在这方面的交流情况。其中记载鲜于枢语：『仲山有宣和内府一琴，绝佳，名冰清，开成中郭亮制，建中靖国中修。其制作断文皆非常琴可拟，向用钞四十锭，今虽四百锭亦不可得，与春雷行辈也。』由于鼎彝年代更久远，古琴更为稀少，『尚奇』的收藏观念则抬高了这类文玩的价格。

　　二、同米价等其他生活资料的比较

　　在众多商品中，米价最为稳定。为了对当时书画价格有更直观的了解，我们以米价为参照，同时参考其他生活资料的价格。参照《中国价格史》的说法，钞币兑换主要以银为主，也有用金的。钞与金、银的定比价是：『每钞两贯倒白银一两，十贯倒赤金一两。』银锭的法定重量是五十两，所以钞以一百贯为一锭。因为元代的本位货币实际为白银，钞面虽记钱文，至是为计算和流通上的方便。
　　元朝自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以来，随着钞值的下跌，物价变动的曲线由过去的下落状态变为逐渐上升趋势。到世祖末叶，物价比以前上升许多倍。元代后期，物价更是有升无降，纸币贬值已成废纸。物价上涨了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甚至上万倍。但需要说明的是，一二八七年，忽必烈采纳尚书右丞叶李的建议，改造至元钞，与中统钞并行，两贯当白银一两。而笔者研究的这十年，正是货币改制最初的十年，在这几年里，价格相对是比较稳定的。此时，一贯等于一千文，一锭等于一百贯。据《农田馀话》的记载，一二八七年『造至元钞兼行，以一当五……至是米值十倍于前。以其中统言之，十余贯矣』。参照吴承洛的《中国度量衡史》来计算，元制一石米，合今零点八四九一石，因此，元初一石米相当于今天一百三十斤左右，如果按米价每石十贯的价格来计算，一锭钞可以买十石米，大约一千三百多斤。在此，笔者以颜真卿《马病帖》作为探讨对象（虽然这不能代表古代书法的全部，但至少可以代表《兰亭序》和非名家书作的中间值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选择这件作品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以上文比率换算，此帖约相当于六千五百斤大米，以今天市场上每斤三元计算，此件书法作品在元初价格相当于今天一万九千五百元。此价格与今天书法交易不可同日而语，且与北宋米芾、南宋岳珂的时代以及明代『嘉隆万』时期的书法价格比较来看，也是比较低的。


　　在《元代其他物价及劳资、薪俸对照表》中，笔者罗列一些了元代政治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收支与物价。据此数据稍作推算可以得知，一幅颜真卿《马病帖》的价格大约合赵孟頫四个月俸禄，可以买到十点七五亩田地和约三千零七十六点九二斤盐。『令史』在元代是没有官品的办事吏员，他们不到十个月的俸禄即可买到这件书法作品。虽然这些价格标注有挂一漏万之嫌，但通过这番比较可以直观地窥探一个基本事实，即此时书帖价格并非高不可攀，普通元代文人甚至百姓不费太多财资即可买到唐宋书帖。书帖作为艺术品和古代文物，其更重要身份是精神文化产品，虽然不能绝对地从价格角度与具有实用价值的生活资料相比较，但通过这种横向对比，可以使我们得到相对理性的认知，进而全方位地考察、研究书帖在元初文人生活中的位置。
　　结语周密《志雅堂杂钞》对此时杭州地区书帖、绘画和其他古文物交易价格的记载只此几处，对深入研究也带来了较大难度。以宏观视角对这一微观材料进行审视时，这些记录为窥探书帖在当时文化、经济生活中的位置提供了依据和独特视角。从这个角度来说，对这尘封已久的材料的深入挖掘及展开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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