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宝旧事 | 因木版水印而获重生的荣宝斋（一） - 部门资讯

　　木版水印平民化探索的彻底失败，让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荣宝斋木版水印的定位和未来发展方向。

吴兴版画《董解元西厢》插图

雕版印刷《历代史略词话》插图

雕版印刷《赵城大藏经》插图

雕版印刷《妙法莲华经》扉画

　　根据考古发现，中国的木版印刷技术始于唐代，最初以及很长时间内基本用于刻印佛、道等宗教经文和图像。到宋代，特别是宋徽宗朝，雕版印刷有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印刷内容虽然仍以佛经、佛像为主，但也有其他题材的书籍及插图，并且该技术也传到了与北宋并存的北方其他国家，如辽、西夏。元朝建立后，在不足百年的统治期内，却创造了雕版印刷的盛世。元代时期所印制的书籍中，不仅宗教典籍都配有插图，就是那些教材、小说、地理方志、医学、耕作等技术类书籍也多配有插图。后因元末战乱导致印刷出版业停废，直到明代万历朝，才又开始进入繁荣期。至明晚期，虽然政治腐败，但印刷业却十分发达，各种书籍大量出版，并且在刻印比较发达的地区，适应着市场需求，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印制流派。有的向着精细发展，有的尝试彩色印刷，也有适应平民需求的“不良”刻印技艺，其中“不良”印刷品的数量以福建建阳书坊为最，有“闽本滥恶”之说。拱花和彩色套印术，也称“饾版”（因其版形如豆腐丁而得名），就是在此时获得了充分发展条件。此时社会上有了一批有闲、有钱并有较高艺术修养的明朝官员，以及十分富裕并有一定文化修养或愿意附庸风雅的商人阶层。到目前为止，最早记载和使用这两种技艺的就是《十竹斋笺谱》。但可以肯定，发明时间应早于此，因为，在印刷《十竹斋画谱》（1627年）和《十竹斋笺谱》（1644年）时，这两种技艺已运用十分成熟。自清中晚期至国民政府时期，近一个世纪的罹乱，使精美、雅致但刻印成本极高的饾版、拱花技艺已基本废弃不用，只剩下为平民印制年画的单版印刷技艺还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正因如此，荣宝斋才有机会与鲁迅先生和郑振铎先生结缘，重印《十竹斋笺谱》，并使“饾版拱花”这一精湛、古老的东方传统印刷技艺得以重生。而这也就决定了荣宝斋木版水印技艺的高雅基因，同时也反证了我们平民化探索是犯了方向性错误，失败是必然的。

一、1934 年重印《十竹斋笺谱》——荣宝斋木版水印的缘起

　　1928年，国民政府正式定都南京，并将北京更名为北平。北平虽不再是国都，但依然是文化之城，少了些官气，浓厚的文化底蕴更为彰显，并没有影响到琉璃厂各商铺的生意。当时，信笺是琉璃厂许多商家经营的商品，由于多年积累，各自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信笺品种，并有自己的固定客户，而荣宝斋在所有经营信笺商家中独领风骚。荣宝斋制作信笺起源于其前身松竹斋时期，并一直保持着这个传统。早期刻印有《七十二候诗笺》和《二十四节令封套》等，古朴、典雅，别具风格，后来又不断有新品刻印，曾博得鲁迅、郑振铎先生的赞美，誉为“琉璃厂诸笺肆之‘白眉’”。[1]

《十竹斋笺谱》

郑振铎《重印〈十竹斋笺谱〉跋》

《十竹斋笺谱》内页

　　1933年，鲁迅、郑振铎先生出于对荣宝斋信笺的喜爱，想出版一套笺谱。酝酿了一段时间后，两位先生就以荣宝斋自制信笺为基础，又从琉璃厂各个出售信笺的店铺里精选了一些品种，制成目录，由各店铺自行印刷，统一交荣宝斋装订，这就是《北平笺谱》的由来。因此，《北平笺谱》并非荣宝斋独家刻印，而是出自各个商铺。印装完成后，大部分被郑振铎先生取走，少部分由荣宝斋代售。《北平笺谱》获得巨大成功后[2]，郑振铎先生与鲁迅先生又计划重新刻印《十竹斋笺谱》[3]，这才与荣宝斋真正结缘。
　　当时，琉璃厂出售信笺的商铺大多无独立制作能力，一般是商铺出样品，然后委托专业人士刻版、交印刷作坊制作。唯荣宝斋有自己的套帖作坊，设在荣宝斋后门（北面），井沿胡同的一个院子里。即便有此作坊，但是，对于重印《十竹斋笺谱》这样的作品，荣宝斋当时的实力还相差不少。因为，当时流行的信笺多是单色，最多有深浅色之分，而代表着中国古代笺谱最高成就的《十竹斋笺谱》却是彩色的，有些需要饾版印刷，有些则需要拱花印制。经过近代百年来的社会变迁，这种刻印作坊根本不可能生存，荣宝斋自己的作坊也很少印彩色信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常人看来无利可图的事情，却被精明的王仁山先生接下了。在我看来，其中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是，从松竹斋到荣宝斋的整个经营过程看，经营者都秉承了一种传统——注重结交文人和官员。经营者有时会舍弃一些眼前小利而满足或迎合这些名人和官员的爱好，因为，这些人是荣宝斋这类南纸店、字画店的最大客户群，其中的佼佼者对店里商品的满意度和对店铺经营者的评价，常常能够决定店铺的兴衰。因此，我认为，王仁山先生能够接下刻印《十竹斋笺谱》，与这个传统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而也就是王仁山先生的这一决定，为新中国时期的荣宝斋重生种下了善因。
　　二是，王仁山先生又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有许多变通的方法，能使一些在常人看来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鉴于当时新式信纸开始流行，传统信笺已成为少数传统文人的小众爱好，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很巧妙的方案，忽略《十竹斋笺谱》信笺的实用价值，单取其收藏、赏玩价值，将其提升为收藏品。这样在定价时就可以大大高出信笺的定价，同时，还可以向那些附庸风雅的人推销一些。
　　三是，王仁山先生想出了发预售券的主意。就是先向社会各界征集预定，预定者需交全款。这样一来，不仅降低了荣宝斋的投资风险，同时还起到了宣传效果。
　　四是，荣宝斋当时还留用了一些技术高超、经验丰富的刻版、印刷的老工匠，这是王仁山先生接下这个业务的技术底气。王仁山先生经过与工匠们商量，一致认为，若激活饾版印刷技艺，则可承接这单生意。这样，荣宝斋就接下了刻印《十竹斋笺谱》工作。不过，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一接，荣宝斋竟然接下了将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技术发扬光大的重任，也成就了新中国荣宝斋一段辉煌历史。
　　根据1934年鲁迅先生为《十竹斋笺谱》所写的版权页，荣宝斋参与此事的人有，王荣麟（王宗光）负责分版、勾描，左万川负责刻版，崔毓生和岳海亭负责印刷。除此之外，有些文章中提到的参与印制笺谱的其他人都不属荣宝斋伙计，而是社会上一些与荣宝斋有长期合作关系的个体工匠。我来荣宝斋时，王宗光、崔毓生和岳海亭都还在，作坊共有4个人，崔毓生是作坊的工头。我来后不久，崔毓生因个人原因被辞退，岳海亭因年龄较大回家了，由他们的徒弟孙连旺接任工头，工人有田永庆和徐庆儒。我来之后，重印《十竹斋笺谱》的印刷和装订都是由他们仨人完成的，只是由于当时没有版权意识，因此，一直延用了鲁迅先生为第一版印刷作的版权页。
　　当时，荣宝斋已将分店开到了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掌柜王仁山先生升任总经理，总管全部经营，家父孙荣禄（字授之1891—1986）就任北平荣宝斋经理[4]，负责该店铺的日常经营，直接操办《北平笺谱》装订及《十竹斋笺谱》的刻印。在刻印《十竹斋笺谱》过程中，家父受到启发，将荣宝斋历年出售的信笺收集起来，汇集成上、下两册，出版了《北平荣宝斋诗笺谱》。由于《十竹斋笺谱》印出来后，大部分都交给了郑振铎先生和鲁迅先生，荣宝斋销售的数量有限，所以，荣宝斋常年出售的主要是《北平荣宝斋诗笺谱》，并且一直到公私合营前。

20世纪50年代木版水印包装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被安排到荣宝斋的木版水印车间，负责勾描室工作。在1952年整理重印《北平荣宝斋诗笺谱》的时候，我想：如今，人们购买信笺并不是真正作为信纸使用，而是欣赏、收藏，甚至当作国画的复制品[5]。既然如此，何不将诗画信笺直接改为画册。于是，我以为出版信笺所征集的画样为基础，相继编辑、出版了木版水印作品集——《中国画汇编》和《现代国画》。这些复制品可以整体出售，也可分页零售。至今，这两个产品一直长销不衰，很多来荣宝斋参观的人，几乎都要从中选一两张作为纪念品，“荣宝斋木版水印”也就随着那款绿色包装袋流向了全世界。

（连载）

摘自《荣宝旧事》孙树梅回忆录

标注：
[1]此段内容根据杨仁恺《回顾与前瞻——记荣宝斋飞跃的三十年》一文编辑而成。杨仁恺《回顾与前瞻——记荣宝斋飞跃的三十年》一文，见荣宝斋三十周年纪念册，1980年荣宝斋出版部出版。
[2]《北平笺谱》第一版印制了100部，很快抢购一空，不久又印制100部。鲁迅先生曾在一封信中写道：“《北平笺谱》如此迅速成为‘新董’，真为始料所不及。”引自荣宝斋编写的《荣名为宝》第8页，荣宝斋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
[3]《十竹斋笺谱》成书年代有一点争议，有说是1644年，亦有一说为1645年，由一个名叫胡正言的主持编辑、出版。因胡氏居所窗前十数根翠竹而得名“十竹斋”，胡氏在此斋内编辑出版的这部集古代信笺品种及刻印技艺成就之大成的笺谱就是《十竹斋笺谱》。《十竹斋笺谱》共分四卷，图289幅。此前，胡氏还主持编辑、出版了《十竹斋画谱》（成书于1627年）。这两部笺谱、画谱代表了古代中国木版印刷技艺的最高成就，尤其是《十竹斋笺谱》的刻印，将饾版及拱花术熟练地运用其中，对这项古代刻印的最高技艺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4]荣宝斋当时的治理结构与现代股份公司治理结构相似，也是目前国企的治理结构，即所有与经营分离。东家因出资而享有“生意股”；执事（掌柜）因负责经营而享有“身业股”，这种股份是固定的，一旦享有就不会变动，除非离开荣宝斋；业绩优良的伙计可享有“浮股”，“浮股”者，掌柜可根据员工每年表现进行调整。“身业股”和“浮股”都属于人力股，相当于分红股，人在股份在，人走股份无。当时荣宝斋的股份分为20股，东家的生意股为10股，另有2股财神股，其余即为身业股和浮股。当时，一些享有“浮股”的年龄较大的伙计被也称为“持股份掌柜”，但并没有实职和管理权，是一种荣誉称号。家父曾讲过，当时他所持股份为一分三厘，在北平荣宝斋仅次于王仁山。1941年，《十竹斋笺谱》刻印完成后，家父离开了荣宝斋。
[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荣宝斋信笺提供画作的多是名家，如：吴待秋、张大千、溥心畬、齐白石、王师子、李鹤筹、陈半丁、王雪涛、徐燕孙、颜伯龙、曹克家、马晋、袁卫村、林琴南、余越园、吴光宇、杨济川等。这些画家原作价格较高，并且也不易得，而信笺印制的精美度足可当画作欣赏。

　　孙树梅，1928年生于河北省容城县。自幼喜爱绘画，7岁时开始通过临摹学习中国画，后师从王雪涛先生学习小写意花鸟，并自习山水。获美术副编审职称，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历年任荣宝斋编辑室主任，负责木版水印全面工作；荣宝斋编辑出版部(荣宝斋出版社前身)主任；荣宝斋经理助理。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主要获奖作品有：1989年装帧设计的木版水印《八大山人涉事册》获得莱比锡国际博览会金奖、首届中国优秀美术图书银奖；1991年策划、设计的《荣宝斋画谱》被列为1991—1995年国家重点图书选题出版计划，并获中国图书奖和新闻出版署直属单位优秀图书一等奖；1994年编辑、装帧设计的木版水印《虢国夫人游春图》获中国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出版有《孙树梅画集》、《简笔松鹤自习丛书》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