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古玺创作观念考察

　　篆刻创作的观念是篆刻家对创作活动所持的艺术主张和审美态度。元朝赵孟、吾丘衍于篆刻创作崇尚回归『古雅』『质朴』汉印风格，而鄙弃『新奇相矜』『不遗余巧』的时俗流弊。①后来元明篆刻家相继秉承『印宗秦汉』的印学主张。清朝以降，浙派创始人、『西泠八家』之首丁敬曾用诗句来表达自己的印学观：『古人篆刻思离群，舒卷浑同岭上云。』②一代大家邓石如『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的印学观在印坛引起极大的反响。③『晚清四家』的赵之谦和吴昌硕，他们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大胆的践行了『印外求印』的艺术主张，为后世所激赏。那么，民国时期的印人对古玺创作持何种审美观念？通过一系列考察，本文梳理出了以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印学观，供大家参考。

一 『远去时俗』『游心三代』的厚古薄今观

　　『远去时俗』『游心三代』是民国时期一些学者篆刻家对古玺创作的理论共识。罗振玉先生曾云：
　　『予之于古印玺也，嗜之最早，而得之恨晚。』④
　　『予年十五，始学治印，苦无师承，尝以百钱从持竿售旧物者手得汉人私印一，爱其深厚古穆，佩之衣带间，斯须不去身，此予有印癖之始。然第知重其雕篆之工而已。稍长，渐聚诸家谱集，始知古印玺者，实小学、地理、官氏诸学，至有裨益，好之乃益笃。』⑤

　　『嗜』『爱』『斯须』『印癖』『好』『益笃』等一连串词语说明罗振玉对古印玺是爱之深，好之切，反映了罗振玉具有强烈的嗜古心理。
　　在《韫庵印草》的序言中，罗振玉曰：『其(福颐)平日摹仿古玺印数十，不
失典型，爰命辑而存之，循是以求，自日进于古人，慎毋与时贤竞逐，以期诡遇，一艺之微，亦当端其趋向，汝曹其勉之。』⑥表达了罗振玉对其子罗福颐『摹仿古玺印，不失典型』的赞赏，同时，为防『以期诡遇』，他告诫儿子『慎毋与时贤竞逐』，表明其对当时印坛创作风气的不满。马国权先生对罗振玉曾评曰：『雪堂早以印名，唯规模古玺汉印而自出机杼，不屑步趋明清流派，故古趣盎然，远去时俗。』⑦字里行间反映出罗振玉先生治印『厚古薄今』的审美取向。


　　对篆刻取法有类似见解的李健亦曾说：
　　『治玺印者，当游心三代，涵泳秦汉，乃得佳耳。』⑧西泠印社早期社员国学大师马一浮曾云：『自近世周秦古玺间出，兼及齐鲁封泥，殷墟甲骨，而后知文何为俗工，皖浙为小家，未足以尽其变也。』⑨杨仲子先生也说过：『吾人若仅取法明清，似难脱前人窠臼。抗礼当代名流，拔赵立汉，应求之于殷契周金、秦权汉瓦、陶简镜铭之间。』⑩『治玺印者，当游心三代，涵泳秦汉』与『求之于殷契周金、秦权汉瓦』的印学观相同，意指治玺印应取法乎上；而马一浮先生看到『周秦古玺』出土后，『文何』『皖浙』这些『时贤』都是『小家』了，可知其『厚古薄今』的治印观念。
　　寿石工尝云：『秦汉而后，以迄明清，刻印之学，废然弗讲。文何圆滑，程邓支离，面貌徒存，古意坠矣。』

二 『笃嗜』古玺，专事『仿刻』的摹古观

　　『笃嗜』古玺，专事『仿刻』是民国时期古玺印创作的另一种观念—摹古观。这种观念来自于『黟山派』传人，以李尹桑、黄少牧、冯康侯为代表，这从他们的印章侧款中即可见一斑。翻开李尹桑、黄少牧、冯康侯等人的印集，映入眼帘的几乎全是先秦古玺印式作品。若将这些光洁古雅、静穆诡秘的仿古玺作品放入先秦古玺印谱一起，真觉得丝毫不逊色于古人，且难以分辨。
　　李尹桑创作的古玺印式作品，其印款总会刻上『仿秦小玺』『拟秦印』『某字从某古玺中来』『笃嗜』『同好』『可爱』『可喜』等字样，如他刻的三字白文古玺『均无恙』，印款中写道：『均室先生笃嗜古玺，与余同好，不远千里邮石索刻，为仿古玺成之，即希教正。己未三月，秦斋。』他刻朱文阔边小玺『州村』边款曰：『拟古玺刻成，乃似六国币，桑。』他刻的白文小玺『易忠录』边款曰：『古金文精者无不光洁可爱，其剥泐乃入土年久使然耳。』其中『光洁可爱』不仅是他对古玺印的态度，更是其对古玺风格的审美追求。诸如抒怀理念的边款在他的印作中俯拾皆是。
　　李尹桑古玺创作以还原先秦古玺原型为准则，以还原先秦古玺的文字、形制和章法为能事。他的印作中有很多字是直接来自古玺，而并未加以『印化』，如在『行可』一印边款中曰：『古玺有「可行」一钮，友文仿刻，寄「行可」道契教正。己未七月，玺斋。』再如，他仿刻的圆形古玺『魏斋』，边款曰：『古玺有「魏突」一钮，仿刻寄魏斋。』李尹桑的玺印用字不仅直接取自先秦古玺文，还会直接套用乃师黄牧甫的小玺文字，如：他刻的『邦彦』一印之『彦』字就是取自于黄牧甫的『彦武』，而丝毫未加变化。这是李尹桑刻古玺的特点。充分反应出李尹桑的古玺创作观—『笃嗜』古玺，专事『仿刻』。
　　在古玺印创作上，冯康侯、黄少牧与李尹桑的观念一样，以复古为平生事，所刻古玺作品基本上是仿刻、集字。如冯康侯所刻古玺印『后夜相思明月中』边款曰：『宋陈东句，康侯仿玺』；『好怀百岁几回开』印款：『宋陈师道句，康侯集金文』；『南佗遗事夕阳前』侧款刻：『明陈绍儒句，康侯集金文。』

　　李尹桑、冯康侯等对古玺的笃嗜、喜好，折射出他们的崇古心理。他对古人的作品顶礼膜拜，对古玺的法度不敢越雷池半步，一意摹古。潘天寿先生曾说过：『艺术的重复等于零。』北宋大书法家黄庭坚有诗云：『随人学人终后人，自成一家始足真。』李尹桑、冯康侯等人虽然有传承传统之功，然终究不是艺术的最上乘。
三 印中『有我』『学古善变』的创新观
　　印中『有我』『学古善变』，代表民国时期一部分印人古玺创作的印学立场。当时一些篆刻家，其古玺创作博采约取，入古出古，自我意识、创变意识极强，表现突出的有易大厂、简经纶、来楚生等。从他们的印章边款、作品集序跋中即可窥探出端倪。
　　易大厂有一印作『思无邪斋』边款刻：『稍换古人面目，有我在也。』『换古人面目』正是印人创作中对古人作品博采约取，并加以『印化』的体现。在『印化』过程中，突出了印人的主观思想，故曰『有我在也』。『我』作为创作主体在印作中得到了体现，既体现出『我』之内在的创作观念，又体现出作品外在的风格，这与吴昌硕『画之所贵贵存我』『古人为宾我为主』之『我』的意思完全相同，充分反应了艺术家的创新精神和创作自信。
　　简经纶在《甲骨集古诗联》(上编)的自序中尝云：

　　『比岁爱读殷商贞卜契文，喜其刀笔出自天然，风趣特与众异，学既数月，尚昧用笔之步趋。』
　　『因审尚未有以甲骨文字入印者，每欲一试刀笔，辄患文字捍格，乃搜求各家诗文，择其字句完具者，因而操觚。』
　　殷商贞卜契文风格趣味与众不同，简氏审美上十分向往，同时他又大胆创新，施之于书法，日积月累，逐步理解其用笔规律。尤其『因审尚未有以甲骨文字入印者，每欲一试刀笔，辄患文字捍格』，这更反映出他具有一颗强烈的创变之心，把古老的甲骨文引入印章，丰富了篆刻艺术的入印素材，拓展了篆刻艺术的创作途径，这是他于当时印坛的创举。简琴斋学古善变，化古为今，其实质来自于他的创新精神。容庚先生对他评价曰：『昔之见一商玺钤为印祖者，今于琴斋化身为十百。而后羡琴斋学古而善变也。浙皖之外，余将以粤派魁琴斋可乎。』


　　来楚生是一位创变心极强的篆刻家。其篆刻初受吴昌硕影响，后参入先秦古玺的艺术元素，大胆的将汉印与古玺的形式语言交混结合，成功地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创新之路。来氏所治古玺体量巨大，印风质朴雄厚，气象恢宏，令人震撼。他曾说：
　　『巨印尚气魄，小印求工稳，自来作者，每多偏擅，长于大者短于小，能于细者畏于巨，此何以故，资力超迈与否使然耳。才高见气魄，巨印胜任；庸才求工稳，小巧相宜。』
　　来楚生认为能胜任刻巨印才有气魄，才算是『才高』，而刻工稳一路的是『庸才』。也许这正是来氏不同于别人的创变之处，而这种审美旨趣也在来楚生古玺创作当中体现无疑。
四 『钟鼎文字，死于刻板』的批判观
　　值得一提的是，在笔者对民国古玺印创作观念考察过程中，发现民国印坛『五大流派』之『齐派』代表齐白石对古玺创作有着与其他流派印人全然不同的观念。
　　对齐白石印谱中的作品逐一进行考察，发现其古玺印创作极少。朱文『戊午后以字行』是在《齐白石、丁二仲等印风》中找到的仅有的一枚以金文入印的古玺作品。还有几枚印章款式似古玺，但入印文字是汉篆，有的是摹印篆，如『郑荣印信』，因此不能算是古玺印作品。


　　在晚清印坛古玺印创作已开风气的背景下，齐白石无疑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但他为什么很少刻古玺印呢？在《齐白石手批师生印集》中，齐白石多次提到了他对金文入印的观点。如，批贺孔才『秣陵吴兆璜二十以后书』印云：『朱文印甚工，非寻常有意刊钟鼎文字之流，死于木板之下。近代钟鼎字多木板之书。』
　　齐白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近代人刊刻钟鼎文存在的弊病— 刻板、雕琢。板则死，变则活。从中不难看出他对用钟鼎文刻印的否定态度。再如，齐白石批贺孔才作『十年雪牧归来』印：『钟鼎之字乃冶金也，学者大愚。弟刊此「十」字，欲与世之愚蠢者同侪耶，余甚耻之。』
　　贺孔才刻『十年雪牧归来』中的『十』字，笔画上形成的肥厚点团状即冶金时的浇铸感。齐白石认为，贺孔才以金文入印，且文字直接取于钟鼎而并未加以『印化』，这与时人一样愚蠢，于是感叹『余甚耻之』。齐白石对时人取『冶金』文字(金文)入印的批判态度并不是偶然的，他甚至把自己的『铸冶』刻印视为一种病习：『余刊印由秦权汉玺入手，苦心三十余年，欲自成流派，愿脱略名家，每下刀偏不似刀刻，反类铸冶。孔才弟此作已与余同此病，余怜之，因为记。兄璜。』
　　在《印从书出，胆敢独造—北京画院藏齐白石三百方印章研究》一文中，黄惇先生说：
　　『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岁间，齐白石曾做过其他的尝试，如他刻的「借山主人」「戊午后以字行」「安得平安」三方印均为金文入印的朱文印。约于一九一九年，齐白石还刻了另两方朱文印「齐璜观」和「白石曾观」，这两方印有烂铜趣味，笔画粗而不爽，下刀雕琢而不痛快……然而这些尝试很快便因不合他本人篆书的面貌而放弃了……齐白石于变法后完全追求「写意」，这是他与雕琢气刻印法分离的主要原因。』
　　放弃金文入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的篆刻『不合他本人篆书的面貌』。齐白石的篆书是『写意』一路的，篆刻受书法之影响，因此他追求直率、古雅的『写意』印风，抛弃了雕琢的东西。
　　齐白石认为，钟鼎文字雕琢气重，容易刻板，所以要与这种刻印法分离。在民国时期古玺创作蔚然成风的形势下，齐白石能特立独行，毅然与古玺创作相背离，体现出白石老人对当时古玺创作风气的反叛。
　　民国时期的篆刻家所刻古玺作品或沿袭前辈规模，或追摹先秦古玺原貌，或大胆探索，开拓古玺创作新风格。因所持观念不同，故创作风格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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