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养兼到 骏发雄强 —何绍基的书法世界

　　清代书法家何绍基（号东洲居士）被誉为『有清二百余年一人』，晚辈曾国藩（一八一一—一八七二）评：『见子贞作字，真学养兼到，天下事皆须沉潜为己，乃有所成，道艺一也。』『子贞之学，长于五事，一曰仪礼精，二曰汉书精，三曰说文精，四曰各体诗好，五曰字好。渠意皆欲有所传于后，以余观之，字则必传千古无疑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何绍基的书品、人格重新得到书法爱好者和研究人员的重视，并在其研究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一方面是因为可供研究文献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关于何绍基的一手材料也越来越高频率地被共享。本文以何绍基作品中体现的几个现象为依据，试图还原何绍基其人、其书的真实面貌，以飨读者。

一 家学渊源

　　『何氏一门』现象是何绍基与其他书法名家相比独特之处。何绍基父亲何凌汉，兄弟何绍业、何绍祺、何绍京，儿子何庆涵，孙子何维朴都擅长书法，其父何凌汉出生贫苦家庭，却勤奋学习，三十五岁高中探花，从此携亲眷开始仕途生涯，其思想、交友等方面都对何绍基影响重大。何绍基随何凌汉八岁时入都，开始接受家学。何凌汉一生担任各地学政，不少优秀人才都是何凌汉门生，何绍基也与这些人有所交往并成为挚友。何绍基同胞兄弟何绍业、三弟何绍祺、四弟何绍京亦学优而仕，与何绍基在书法上相互切磋，可谓是书香门第。其孙何维朴，工书画，晚年寓居上海，鬻画为生。

二 习书历程

　　何绍基书法拥有丰富的面貌，各种书体都有所特色，其原因所在是何绍基习书的过程并不是单线性发展，而是多种书体、学书对象的交叉融合，这也使得习书历程和对象成为何绍基书法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之一。

　　对于何绍基各种书体的习书历程，虽然各位专家对何绍基早、中期有所争议，但是何绍基晚年专攻篆隶是大家普遍认可的定论。若是谈及何绍基的早年学书历程，有一点需要勘误。马宗霍在《霎岳楼笔谈》中对何绍基各阶段的学术对象进行概括：『道州早岁楷书宗兰台《道因碑》，行书宗鲁公《争座位帖》《裴将军诗》，骏发雄强，微少涵停。中年极意北碑，尤得力于《黑女志》，遂臻沉着之境。晚喜分篆，周金汉石，无不临模。融入行楷，乃自成家。』其中『早岁楷书宗兰台《道因碑》』这一错误说法被很多人沿用，结合作品，我们可验证这一论述。
　　湖南省博物馆所藏何绍基临《道因碑》第三通后附给李仲云的信札里面写道：『从未临《道因碑》，冬间忽发此兴，每日晨起临十纸，得百八十字，汗流肱背矣，真消寒妙法也。』此通创作于何绍基五十岁，故『早岁楷书宗兰台《道因碑》』的说法为误。今人在描述何绍基临《道因碑》往往将获得之时与临写之时混淆，如王启初在《何绍基临〈道因碑〉琐谈》一文中写道：『道光十一年辛卯（一八三一）何绍基三十三岁时，随侍父亲何凌汉视学浙江，于苏州获《道因碑》旧拓本，自此始至六十岁，临仿《道因碑》多通。』

　　何绍基所临欧阳通的《道因碑》，与临本相比有何绍基自己的书法特征，比如在撇的收笔上，更加细长，特别是在尾部上翘，如松针一般，结构上较欧阳通更舒展和平衡，不完全是欧体的削瘦紧密。何绍基临碑非常广，且次数非常多，方法也值得今人所借鉴。
　　何绍基学书从《道因碑》中吸取诸多养分，对《道因碑》的理解不仅体现在他的临书中，还体现在《道因碑》多个拓本上的题跋。在何绍基看来，唐代书法名家众多，其中只有颜真卿和欧阳通因为追溯的是篆书和分书，上承北碑，开创唐朝书风。而要学习欧阳通，必需要临习《道因碑》：『有唐一代，书家林立，然意兼篆分，涵抱万有，则前唯渤海，后唯鲁国，非虞、褚诸公所能颉颃也。此论非深于篆分真草源流本末者，固不能信。都尉此书，逼真家法，握拳透掌，模之有棱，其险劲横轶处，往往突过乃翁，所谓智过其师，乃堪传授也。欲学渤海，必当从此帖问津。若初学执笔，便模仿《化度》《醴泉》，譬之不挂帆而涉海耳。』
　　与《何绍基临〈道因碑〉册》风格相仿的作品有《何绍基楷书杜甫诗三首横披》，此作以《道因碑》风格所作，时间当为五十岁以后。作品中除了欧阳通典型的险峻等特点外，细节中仍流露出何绍基自己的风格，如少数笔画的颤笔，是何绍基在临写《道因碑》后创作的作品。

三 篆隶风貌

　　关于何绍基书体的评论，一般认为行书为第一，而篆隶则评价较少，且评价不一。一来篆隶与楷行比作品数量较少，二来大家认定何绍基晚年将篆隶融入行书，最后落脚点为行书中。对此，同辈好友杨翰评：『贞老书专从颜清臣问津，积数十年功力，探源篆隶，入神化境。晚年犹自课勤甚，摹衡兴，祖张公方多本，神与迹化，数百年书法于斯一振。』杨守敬评：『子贞以颜平原为宗，其行书如天花乱坠，不可捉摸，篆书纯以神行之，不以分布为工。』

　　何绍基的隶书，有人认为离其临汉碑与与原作相去甚远，故评价较低。称赞者则认为是何绍基将自我审美和性情注入其中。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书林纪事》中认为何绍基之所以在隶书上能够成功是因为临书时采用了先分后合的方法，每临一次所学习的侧重点不同，临到最后则将所学之处合在一起。沙孟海认为：『何绍基各体书，隶书第一，真书还在其次。真书病在写得太熟了……他的隶书，还不至于熟……至于他的大气盘旋处，更非常人所能望其项背。』
　　其孙何维朴记载：『（何绍基）年六十，在济南泺源书院，始专习八分书。』何绍基在这一期间临习了大量的碑帖，对《张迁碑》尤为喜爱。除此之外，何绍基传世的临古册也颇多，如《华山碑》《樊敏碑》《张迁碑》《西狭颂》《礼器碑》，等等。

　　胡小石评何绍基篆书取法周金为篆书史上的第三大变革：『篆书，汉以前其变三，汉后其变三。殷人尚质，其书直，变一矣。周人尚文，其书曲，变二矣。秦改周之文，从殷之质，其书反曲之为直，所谓小篆者也，变三矣。汉魏继嗣，无所能发明。李阳冰出，化方以为圆，齐散以为整，而小篆之敝极焉。邓石如攻八分，由汉碑额以操秦篆，其书深刻，往往得李斯遗意，变二矣。何绍基晚而好篆，取笔于周金，因势于汉石，势则小篆，笔则大篆，遂易沈滞之习，变三矣。』此评价可谓非常高，不仅指出何绍基的取法比前辈邓石如更古，由汉上溯至周，且风格活泼，一改之前的沉滞。

四 早期作品

　　二十世纪王启初先生在《何书泛滥不专一、柔毫硬纸写无停—何绍基书艺赏析琐谈》中谈及何绍基三十岁至四十岁的楷书作品，如三十四岁为欧阳厚均书其集亲《泉山墓表》，三十九岁书《册封琉球赋》《赠南渠小楷》。二○一三年，辽宁省博物馆张盈袖在《何绍基书法及其书学思想研究》中将何绍基传世作品按编年顺序排列，何绍基四十岁之前的作品为十一件。就湖南省博物馆藏品而言，该表四十岁之前作品尚有可以补充的空间。如『读书延年』楷书横幅书于一九三四年，更早的作品是书于一九三二年的楷书墓志铭《泉山墓表》，是何绍基为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均父母合葬墓所写墓表，据题跋所言，为何绍基学习《张黑女墓志》向颜取法之时之作。何凌汉晚年临习颜书，何凌汉的习书轨迹在同时期影响了何绍基。从一九三二年何绍基三十四岁所作《泉山墓表》来看，何凌汉为六十一岁正值晚年临习颜书，对应题跋所言向颜取法之时。整体而言，此书偏向秀美，受《张黑女墓志》影响成分更多。《为坦斋楷书七言联》：『安得仙人九节杖，壮哉昆仑方丈图。』约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前后 为何绍基三十七岁时所作，是何绍基送给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坦斋的大寿对。书中有颜体之风，气势宏大。王启初认为何绍基学习楷书早年从颜书入手，后兼习《道因碑》和《张黑女墓志》，终成别树一帜的楷书风格。


五 鉴藏

　　翻阅何绍基日记及诗文，清末盛行的考据之学也在何绍基身上有所体现，他常常访碑、与朋友互相交流所鉴藏之物等，这些经验都大大拓展了何绍基的眼力，最后为日后书法成就奠定了基础。
　　关于何绍基的鉴藏之印，《颐素斋印谱》《古印拓存》作为何绍基所用、所藏印的印谱一直在各处文献中提及，但具体情况、图片并未记录、出版。
　　湖南省博物馆所藏《古印拓存》为未正式刊发资料，据序言之意，书中四百多方印中有一部分为何氏一门藏印，系黎泽泰一九五一年为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钤拓整理古印四百余方，编定成册。『吾湘收藏古印者两家，一道州何氏，一用明周氏，周氏《共墨斋印谱》流传未广，藏印久已散佚，何氏《颐素斋印影》流传亦少，为所藏印迄今具存，本会因即派员访求，尽数购得之，以校《颐素斋印影》，盖尚有陆续收入未经入谱者，增加三四十钮，益以陈浴新氏所捐赠，都四百五十余钮，亦可谓洋洋巨观。』整套书籍为十八册，已被归为古籍善本类，除第一册有序言以外，之后为单页单独的印拓，并未区分、标注每个玺印的来源，所以从《古印拓存》中不能区分出哪些内容为何绍基或者何氏一门的收藏印，这就为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经多方探寻，湖南文物考古所周世荣先生提供了一九九二年中华书局出版《古文字研究•十九辑》中发表的《湖南战国秦汉魏晋铜器铭文补记》一文，文中收录了何绍基所藏魏晋官印，其中五十二枚，私印二百一十四枚，体系完备且均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何绍基与各位文人、藏家之间的交往使得他有机会过目许多书画精品，如应好友张祥和所请题跋家传《吕焕成西溪别业卷》《王铎草书杜甫诗》，而收藏的书画则有《石涛山水图》册页、《王宸仿黄鹤老樵紫芝山房图》。
　　何绍基从青年时起即广泛搜集碑帖，不辞艰苦，亲自拓碑，众所周知他冒雪亲手垂拓焦山《瘗鹤铭》，《何绍基诗稿横披》也记录了何绍基拓《中兴碑》这一行为，他曾四次观摩，两次亲手捶拓《中兴碑》，并表达对颜真卿书法的赞扬。

六 延伸思考

　　何绍基是晚清书法巨匠，这是很多书法家的共识。相对于何绍基在晚清时书法界的地位，当下何绍基与同辈大家相比较为落寂，一方面研究不够充分，另一方面也由于其作品市场走势比同辈大家低。对于何绍基作品的市场研究至今无人触及，到底何绍基作品行情在晚清具体如何，与同时代大家相比是什么层次，以及为何形成当下市场这样的变化，都是一个疑团。

　　有一段提及世人爱何绍基书法的故事：『据《蜀海丛谈》载：「（绍基）在学使任内阅试卷时，所加批条，无一不为人窃去，大有常熟老人求张伯英判状之风。公乃改为无论试卷之优劣去取，悉以一字赅括之，乃窃者仍如故。且因仅书一字，更觉不苟见者，益爱莫能置。」』文中另有一段记载了《清稗类钞》上的一段轶事：何绍基由于太清廉，『所蓄童仆。无月给，遇年节，则随意书楹联若干予之。童仆持之出，售于人，辄得数十金』。这也从侧面看出何绍基作品是非常受欢迎的。

　　关于研究何绍基市场的资料究零星分布在各类文献中。关于何绍基生前的书法市场在《何绍基书法及其书学思想研究》里写道何绍基好友吴云的一封信札中记载了众友人欲作西圃雅集图：『同人皆欲请兄为记，并以行书写就寄来。格式比画卷略低寸许，拟即拓出付刻分装于卷后，又可作横幅张挂也。附呈白金三十两，聊佐尊酒之需。』据分析，请绍基做一幅行书图记，付白银三十两，这个价格应该是当时书画市场中流通何氏作品的一个普遍价格，或者稍低，或者稍高，不会相差很多。张盈袖进一步分析，当时的白银三十两可谓是一笔不菲的酬金，其时一名七品的文官一年的俸禄也仅有四十五两，禄米四十五斛（一斛为五斗）。信中还写道『自其(何绍基)没后遗迹，人争购藏，声价益重。』可见，何绍基在其死后，市场行情看涨。至于之后将近一百五十年间的市场行情如何还有待研究。

　　民国时期的何绍基作品市场状况从湖南省博物馆藏《何绍基行书『茂林流水』七言联》可见线索，其跋曰：『峘老此联悬我斋壁最久，极疏秀灵动之能事。三十年前所有也。不记何时售出，今年秋蛰居无聊，偶游厂肆，遇之于海王村博闻簃书画庼，故物相值，分外亲爱，以联券四千五百元收回，复归于亳小因缘。补翁六十四乙酉冬十月题记。天寒手冷正思围炉。』左下再跋：『此章为老友香渠所刻，古朴之至。香渠故十余载，睹物思人，不絮惋然三叹。补庵再志。』

　　跋中有可能出现的乙酉年为一八八五和一九四五年，『联券』这一货币应是纸币的概念，且北京『海王村博闻簃』于一九二六年开业，故题跋年份应为一九四五年。一九四五年北京市流通的货币比较混乱，物价也一直飞涨，联券四千五百元应不是个较大的数额。

　　关于何绍基书坛地位以及作品市场的变化，可从两条线索入手，一是晚清以来，书法界内部对何绍基研究和评价，二是收藏群体的地域、趣味。何绍基同时期的好友、同代书法家对其评价非常之高，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对于何绍基几乎是遮蔽状态，若是主观原因，学碑甚勤的何绍基看似符合康有为学术主张，实则康有为的书法品位和对颜真卿的排斥都与何绍基背道而驰。 这在一部分程度上使得何绍基似乎在书坛中并未有一席之地，也左右了后人对于何绍基关注程度。